解構愛滋病恐慌症

蔡建誠
(本文原載《星島日報》,1996年5月10日)
 
有留意本地時事的朋友,可能仍會對數月前一名年長著的自殺個案,記憶猶新:該名年長者遇劫、被吸毒者的針筒刺傷後,終日擔心自己會罹患愛滋病,最後懸樑自盡,然而,該宗悲慘的個案似乎並沒有促使某些社會人士,反省其對愛滋病患者的歧視和排斥。近日便有一大群居民,企圖阻止建工人進入地盤,興建一座附設愛滋病醫療服務的基層護理中心。

  愛滋病的醫學名稱是「後天免疫力缺乏症」,是由一種叫HIV病毒所引起的,該種病毒會破壞人體白血球,令免疫系統癱瘓,令人容易患上一些普通人不會患上的感染和惡性腫瘤。HIV毒的傳播途徑,主要是性接觸和血液接觸,但不會透過一般社交接觸傳播。

  上述與愛滋病有關的知識,似乎並沒有減少某些人對感染HIV人士和愛滋患者的偏見和恐懼。雖然,一個合理的解釋,是當局教育市民正確認識愛滋病的工作,仍未做得足夠。然而,同樣合理的解釋是,市民對愛滋病的強烈情緒反應,是由一種道德恐慌所引發的;此種恐慌,正好減損了市民理性接收和運用資訊的能力。

  從這個觀點出發,我們正好解釋了為何一些傳播途徑與HIV的相若,而同樣會致命的疾病(例如乙型肝炎),所能引發的負面情緒,竟是如此的不成比例(不要忘記,肝癌是本港第二號癌症殺手,而感染能引致肝癌的乙型肝炎菌的人士,佔了全港人口十分之一)!

  原來社會人士對疾病的理解,從來不是單從生物醫學的層面進行的,文化因素(包括道德信念)才是決定社會群體對疾病的界定和反應的主因。
 

愛滋病竟被道德化

疾病不只是病患者的身心狀態,它還象徵著病人的生活方式和品德操守。從前的癌症、肺結核和麻瘋,以至當今的愛滋病,無不發揮著西方學者桑搭格的所謂「暗喻」功能。例如,從前患上麻瘋病就被認為是個人墮落的象徵,是道德敗壞的同義詞;因此,病人需受到社會的懲罰,包括遭受排斥、隔離,以至放逐。這種對疾病富有道德色彩的標籤,以及伴隨對病人的社會待遇,就和今天某些人士對愛滋病患者態度和行為,並沒有兩樣。

然而,是甚麼原因令到愛滋病與道德標籤產生如此緊密的關係?是甚麼過程,令到這種連帶關係變得可能?原來從一開始,愛滋病就被認為是一種屬於不道德者的報應﹗

當八一年美國在一些男同性愛者身上,發現了一些一般病者所沒有的腫瘤後,「同性愛癌症」的名稱就不脛而走,原因是這名稱符合當時很多人心目中的期望:同性愛是不道德的,而不道德的行為需要到天譴;縱使這個名稱,完全缺乏了科學根據。後來事實雖然顯示,異性愛者、靜脈注射藥物人士、血友病患者等病例數字上升驚人,而「愛滋病」也被公認為更準確的術語,但疾病與道德的關係好像已經凝固,而冷酷的「懲罰邏輯」竟能於各國流通——這方面,實在與大眾傳媒的渲染和資訊扭曲,不無關係。
 

解除疾病道德色彩

目前的難題仍然是,如何確保感染HIV病毒的人士及愛滋病患者,能夠獲得普遍社會人士的接納和尊重?很多人士都已指出,政府增加資源教育市民有關愛滋病的知識,及盡速成立「平等機會委員會」、執行有關的反歧視法例,才是解決問題的正確之路。然而根據上述討論,從文化觀念層面上解構疾病的負面圖像,也是當務之急。筆者暫時能想出的方向,有下列幾點:

一、 HIV病毒是經由不安全的行為傳染(例如未採取保護措施的陰道性交、共用未經消毒的針頭注射等),因此對病例的分類方法,仍應該以該類行為作為分類的標準。目前有關方面的分類方法,仍然將同性愛者、雙性愛者、毒癮者等列為危險因素。將某些人士建構成「高危險度組群」,易令社會人士以為愛滋病就是某幾類人士特有的病,可能會強化了對感染病毒者和病患者的歧視和道德審判,並易令社會人士減低對不安全行為的警覺和預防。

二、 我們必須放棄一種「二元思考法」,以為可以從感染病毒者和病患者當中,簡單歸類出一群「無辜感染病毒人士」(例如透過輸血和母體嬰兒感染等途徑)、並暗示不屬於此類的感染病毒者,皆是咎由自取。最主要原因,是我們在進行道德判斷時,必定要有充足的事實根據。然而,同一行為對處於不同處境的當事人,皆有不同的意義。這些有關當事人特殊性的事實(例如婦女(不單只娼妓))往往因無性主權,無法保護自己在男權關係中免受傳染的威脅),並不是一套簡單的道德教條主義能夠正視的。

三、 最後,有關愛滋病的道德恐慌,其實正好揭露了社會對道德問題(不只是性道德)的理性辯論,是何等的貧乏。希望本文能拋磚引玉,社會人士能一同為邁向「關懷社會」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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