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威意見等同真理?

蔡建誠
(本文原載《星島日報》,1995年)






有關《人權法》的爭論,隨著「楊鐵樑事件」進入另一個高潮。其實除了楊鐵樑外,近日也有不同學科的權威人士,例如法律專家、經濟學家、甚至物理學家等,紛紛踴躍發表對《人權法》的意見,或許他們也是利用他們的行動─行使言論自由的權利,表達對人權的重視吧!

本文的目的不是評論《人權法》,而是要提出一些可能很有趣的問題:權威的意見是否等同真理?當不同權威的意見有所衝突時,我們應如何衡量選取?

其實,現代社會運作複雜,我們的知識及經驗又有限,故此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參考百科全書的記載,以至向專家請教疑難,是十分正常的事。這一類訴諸權威意見的做法,在很多情況下都是合理的。

然而,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卻可能訴諸了不可靠的權威,造成思考上的錯誤。意思是我們毫無保留接受了某一權威,超出了其專業領域所作的判斷。舉個例子來說,若我們單因某個物理學家平日在電視節目上的權威形象,而無條件接納了他對《人權法》的見解,我們就犯了上述謬誤。

另一個常見例子,是某些業團體經常用「外行人不應管內行人」等藉口,去拒絕公眾人士加入法定監察組織、監督專業人員的操守。我們知道,這類專業監察組織的首要任務,應是確保專業服務使用者的權利,不受專業人員侵犯;而有關這權利的知識卻是並不專門,受過適當道德教育的人士,或甚至只是願意多用理性思考的人,也一樣可以勝任監察的任務。

根據定義,專家是擁有專門知識和技能的人,但這有關權利的常識,卻並非其專業的壟斷範圍。因此,以「不熟悉行業運作」、「外行人監管內行人」為藉口,而拒絕非專業人士參與監管的做法,也一樣是訴諸權威的謬誤。

專家見解也會錯誤

然而,問題不是只要找到一個的「適當」權威就能解決。同樣是法律權威,有一些認為《人權法》破壞了本港法制,有些則說《人權法》和《基本法》可以相容。這是由於專家也是人,也一樣可能受到種種主觀因素(當時心理狀況、成長背景、政治聯繫、社會迷思、經濟利益等)和時代局限的影響,令其所謂「科學」、「客觀」的判斷,變相淪為替既得利益者服務的工具。學者成為當權者要「行政吸納」的對象,也是這個道理。故此,迷信某些專家的意見為最後的標準,是個很危險的做法。

舉例來說,性別和種族歧視現象能夠延續,其中一個原因是一些國家堙A往往有不少學者去不停搜集證據,「揭露」性別或種族之間差異的「本質」(例如黑人比白人先天智商低、女性生來就比男性更適合當照顧者等),這些以偏見開始、又以偏見結論的「研究」,萬一得到當權者採納,透過社會政策落實,則弱勢群體更難翻身。

早幾天,筆者在本港一家大學的學生集會堙A便聽到一位博士嘗試從生理的角度,解釋性別角色的差異。如果我們社會普遍接受了這種理論,則會有災難性的後果。

必須引入價值討論

要避免這種極壞後果出現,關鍵在我們在享受權威意見為生活帶來的便利時,也要保持批判思考的能力,對各種觀點維持警覺性。

筆者的一些朋友,在近日有關《基本法》和《人權法》的爭論上,除了吸收權威的言論外,便從沒想過翻看有關條文,看看是否真如一些法律專家所言,《人權法》違反了《基本法》。當然,一些有關法律的具體技術性問題,我們不可能不請教專家。但一些只涉及常理的問題(例如若《基本法》真的對香港居民的權利有所保障,而有關條文又與《人權法》的十分近似,我們頂多只能說兩者有重複的地方,為何「重複」被說成是「衝突」?),我們根本應該自行判斷,或在參考各方觀點後再作獨立評斷(除非是我們自己懶惰,又或是自信不足,妄自菲薄),不用生吞活剝別人的解釋;更何況經驗告訴我們,權威的見解往往會受到其與當權者的關係影響的。

更深一層的說,我們必須爭取成為價值取捨和道德倫理扶擇的主體。專家、權威為我們提供了對客觀世界寶貴的經驗知識,但他們卻不能因此代替我們決定生活方式的選擇。這不是反對科學,而是要反對自決權利遭受霸權的剝奪;筆者相信,這也是很多社會人士不滿興建大亞灣核電廠的原因。

因為當權者和眾專家,從沒有詢問我們:是否願意接受核電廠運作時帶來的風險。

當由我們建立的社會制度,竟漸漸脫離實質理性可以駕馭的範圍;當經濟學說市場機制最有效率、大法官說精英統治最有利平穩過渡時,若我們不懂反問他們:有效率是否等同公平?對哪些人平穩?如果反而心安理得,才是一個社會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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