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至尊論」有何謬誤?

蔡建誠
(本文原載《星島日報》,1995年 9月5日)
 

  根據港府八月份公佈數字顯示,失業率為百分之三點二,就業不足率為百分之二點三,是十年來最高。雖然失業問題持續惡化,但新任財政司曾蔭權強調本港經濟維持增長,失業只不過是市場未達致平衡前的暫時性問題。他更警告,胡亂干預本港的經濟會帶來不良後果。曾氏其實只是重複剛離任的麥高樂觀點。根據較早前「樂施會」的報告,本港的貧窮問題日漸嚴重。不過,麥高樂認為本港經濟成長的同時,全港市民的生活都因而改善。因此貧窮只是一個短期問題,政府更會審慎的不搞「福利主義」。可見雖然換了財政司,港府一貫的管治哲學,並沒有甚麼改變。筆者在本文稱此套哲學為「經濟至尊論」,並對此理論作出批判。
 

「經濟至尊論」的假設

  大抵來說,「經濟至尊論」包括了一些對經濟政策、社會政策、政府角色等的重要假設:

一、 經濟政策的主要任務,是要保障市場的有效率運作。其原因是在競爭性市場的運作下,生產總淨值、整體財富,以至社會整體效益被極大化,而生活在其中的個人,必能從經濟成長中獲益,改善其生活水平。

二、 社會政策等同社會服務,負責關注個人的不幸,對由經濟制度生產的資源進行再分配。

三、 既然競爭性市場已能促進整體效益,政府的角色只是一個「守夜人」,主要維護著市場的正常運作(例如透過確立私有產權)。倘有建議要求社會政策去再分配私營部門的資源時,必須考慮此舉會否危害人們創造財富的熱誠,妨礙經濟的增長。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以不不預市場運作為佳。

上述的理論,有效地解釋過去幾十年來政府政策的取向。政府一方面透過社會服務,把小量資源(約佔每年本地生產總值百分之五)向低收入人士再分配;另一方面,則透過稅收政策等財政政策,保障富有階層的利益。以維生指標計算的社會保障及簡單而偏低的利得稅率,被認為是促進工作動機,鼓勵創富的良方。在經濟政策及社會政策的二元的對立下,經濟成長被奉為解決社會問題的靈丹妙藥,而社會福利就被譏諷為「免費午餐」,對經濟成長構成威脅。

理論最大的缺陷

  這套理論可從多方面進行批判。例如,社會服務不但沒有妨礙經濟成長,反而促進資本累積(例如醫療服務促進勞動力的再生產,及以社會工資形式,減低低薪雇員對雇主的加薪壓力)等。

但它的最大缺陷,在於其從理論上將社會政策和經濟政策一分為二,並對後者所造成社會後果,缺乏應有的關注和警覺。首先,它把「效率」奉為經濟政策應追求的最高價值,並以此作為衡量社會效益的準則,結果是任何觸動現有所得分配狀況的政策,均易被指為減低效率,損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遭到扼殺。這看法忽略了兩個要事實;一、人類社會除了「效率」外,還有很多更重要和基本的價值,包括公義、平等、自由等;而這些價值又往往是判斷社會整體效益有否被達致的更重要因素。二、所有的經濟政策(包括自由放任政策),正如所有的社會政策一樣,均對這些受忽略價值的體現,有所影響。舉例說,市場的均衡點,意味著資源獲得最有效率的配置,但這個分配資源的準則,其實取決於供求力量的互動,而非根據個人付出的力、頁獻和需等這些與「分配公義」(Distributive Justice)相干的因素。高舉市場效率運作的政策,因而缺乏了對公義這人類認同的重要價值應有的尊重,並對於在市場「正常」運作時帶來的社會苦況,包括開始就處於競爭劣勢人士的經濟處境,視若無睹。

  其次,「經濟至尊論」將政府建構為一被動者和中立者。當市場失效時,政府才會介入其中進行資源再分配(例如提供社會服務)。這看法掩飾了一個事實,就是政府的社會政策從一開始,就已主動地塑造著社會不同群體的利益分配。舉貧窮這現象為例,不少學者皆指出,近年貧富懸殊的惡化,與港府的政策有得大關係。例如港府一直採取高地價政策,加上容許地產商壟斷市場,令樓價不合理的暴升,使擁有物業者與無力置業人士的財富差距急劇擴大。此外,港府的勞工政策,不但不立法保障工會享有集體談判權,還容許資方擁有過大的市場力量,並持續輸入外地勞工,令本地勞工在經濟成長的同時,不能爭取到合理的工資。這些例子皆證明港府非但不中立,其政策更往往淪為既得利益者維持現狀的工具。
 

衍生的社會後果


  樂施會的報告指出,目前本港的低收入家庭有廿三萬戶,佔全港所有家庭的百分之十五。根據筆者粗略的計算,以國際貧窮線(中位工資的三成)界定的貧窮個案,在整個經濟快速增長的八零年代有百分之一百三十的增長,為人口增長率的十二倍。英國的保守黨在執政後,推行了整套強化市場運作的政策,包括社會服務私營化、減稅、解除對勞工市場的管制等,結果令貧窮問題嚴重惡化。「經濟至尊論」難逃被淘汰的命運,把經濟政策視為社會政策的一種,並對所有社會政策衍生的社會後果,加以檢視,看來是政府的當前急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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