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擴闊公共空間

蔡建誠
(本文載於香港基督徒學會,《思》雙月刊, 1998年)
 

前言:誰的公共空間?


或許最能指出「公共」這個概念吊詭的地方,是婦女與其他較缺乏社會權力的人,因為只有她們清楚知道,社會位置與發言權彼此互相對應。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十多個不甘示弱的婦女,當她們發現雖然強姦、非禮、性虐待等罪行每日從不間斷的發生,而婦女安全使用城市的權利,仍然從來沒有受到公眾應有的關注時,在沒有任何財政上的支援、亦沒有太多的場地選擇下,她們佔領了葵涌廣場對出一角,舉行了一個公開的反性暴力集會,透過街頭劇、唱歌和其他表演,表達了對針對女性身體的暴力的惶恐、傷心和憤怒,更希望喚醒公眾關注婦女所面對的壓迫。
 

沒有任何體制會必然的保證民主,要捍衛民主,一定要依靠自主的民間力量,使人類免除壓迫。當我們每個人對影響他/ 她命運的各種安排和決定,有最大的參與權利和機會時,才能為自己的存在負上責任;而這種自主負責的生活必要條件,是一個能對社會生活各角落開放暢快且無強制力的公共對話空間。在這個公共空間裡頭的,應是自發、自主和自由的結社、社會運動、各種傳播和大眾媒介,透過不斷動搖及重劃「私事」的界線,令各種個人在工作間、家庭、城市、國家政策等私下經驗到的痛苦,轉化為公共議題的關注對象,並讓這些不公義的情況得到批判、檢視和糾正。

但從來沒有從天而降的自由討論空間。那些宣稱向所有人開放的公共空間,顯然不是平等地開放給所有的人,而是助長了某些群體支配其他群體的權力,強化社會不同成員的社會位置,延續了社會的不平等,造成了人類的壓迫。現實的情況是:公共空間同時是權力運作的場域,處處受制於體制力量的佔領、規劃、區隔和組織,當中進行著的價值探討和擬訂都在合乎現行社會秩序的範圍格局內,裡頭的辯論只是迴避了弱勢者面對的不公義,而這些不公義又與整個建制的利益集團有緊密而不可分割的關係。

由於篇幅所限,我無法盡列阻撓弱勢者發聲的機制:這裡頭應包括各種不同的偏見和定型的社會建構,如何嚴重地剝削工人、婦女、同性愛者、年長者、年青人、傷殘人士…的發言權利,限制表達異議的機會。這是本文的一個不足之處。在以下我將分別以現代社會兩個重要的制度─市場和國家─作為例子,目的不是意圖以此解釋人類所有的壓迫現象,反而是想指出公共空間的拓展,最終依賴社會上不同成員之間的對話、合作、分享、平等關注和尊重。
 

市場的迷思


一個媒體不斷參與宣傳的信念是:在自由市場中,每個人的喜好,可以經由鈔票,原原本本的表達出來;如此這般才是真正的自由。然而,這種歌頌自由市場的說法,掩飾了兩個重要的事實。

一方面,自由市場現實上並不存在。另一方面,也更加重要的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產權實際上成為了資本家對勞工控制的基礎;對生產過程的組織,都有可能轉化為對生產者的支配和剝削,構成了普遍人民的不自由。僱傭關係本質上是一種不對等的權力關係;除非能夠有效的組織起來,勞工處於不利的先在條件,根本欠缺與資本家議價的能力。為了在短期累積最大的利潤,資本家可以把生產基地搬到勞工權利缺乏法律保障的地區、可以以兼職、時薪、合約、外判、散工代替全職工作、可以壓低工資、可以延長工時、可以忽略保護的措施等等,都使勞工長期處於保障不足、工作條件欠佳、工業意外、職業病、失業和貧窮的威脅中。

從資本家的觀點來看,勞工只是一個工具,最好的就是勞工的福利與他完全無關,他可以隨時由勞動力市場取得最有用、最合適的勞工,以新的去取代舊的。對大部份勞工來說,勞動很多時都是無意義、與人割離及對立的活動,而不是本身具有創造力的活動;在勞動過程中往往不是去肯定自己,而是去否定自己。對他/ 她們而言,工作只是獲取金錢的方法,為了在市場購買更好的物質生活─而更好的生活就要受到更廣泛的支配。

當然,此一情況的出現,國家和媒體要負上很大的責任。過往香港殖民地政府一直深信私人市場是分配資源最有效的機制,「積極不干預」是其治港的金科玉律,幾十年來一方面透過社會服務,把小量資源(約佔每年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五)向低收入人士再分配,另一方面,則透過稅收等財政政策,保障富有階層的利益,鞏固市場機制的霸權地位。至於大眾媒體,則透過消費主義的鼓吹,製造集體的意識和需求,使人甘心接受森林原則,失去反省存在意義的能力。

在需求被強勢地操控的情況下,每個人實際上都被鼓勵去做著同一樣的選擇,為的就是私人的消費。為了能夠以既定的模式生活,人自己也被迫淪為待賣的商品,造成人與其本身及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淡漠。在市場「無私」、「公平」殺戮的情況下,每個人都是潛在的競爭者,優勝劣敗,絲毫不講人情,也不能期望社會會加以援手,人與別人的關係逐變成敵對和疏遠,阻礙了人與人之間的契合和感通的出現,互相關懷甚至成為不設實際的幻想。

人類的解放依靠的,是對宰制和支配的覺醒。市場的迷思令階級社會變得合法和合理,所以它同時再生產貧富懸殊、不平等和壓迫:以虛構的選擇自由,取代了人的具體生活;以價格代替了人的尊嚴、需要和權利。人們若一一化為市場典型自顧排他的封閉個體,有能力關心的只是商品的交換、欲望的滿足和物質的佔有時,與講求與他人互相瞭解的開放社會人格因素,就愈來愈顯得格格不入,更對社會建制及擺佈缺乏批判的能力,不會再去否定現實。
 

國族的噩夢


說到底,一個對人民負責任的政府是否存在,關鍵的地方是社會上存在一個獨立的公共論述空間,公民願意在當中進行各種深入的辯論,自發掌握輿論主動,建立批判視野,透過向政府施壓,要求其對人民的需要負責。所以,統治集團都傾向透過各種策略,破壞種種自由言論的空間。

現實裡民間社會內公民的身份及其所享有的實際權利,是透過法律界定,因此對統治階級來說,嚴刑峻法是一個方便的鎮壓工具。但穩定的基礎,不能長期的依靠恐懼。更精緻高級的做法,是國家機器支持和動員群眾運動,讓所有人都認同這個體制,讓權力集團吸納和收編被統治群體,讓民間力量成為現狀的一部份。

資本主義眾多發明之中,國族主義的影響也可以算是重大深遠,起碼在那些飽受帝國主義蹂躪的所謂「第三世界」裡,國族認同也常被認為是對抗殖民壓迫的根本出路。只是在抵抗殖民動員時所建構的國族圖像,為了「團結國人、對抗外敵」,往往把地域內的所有人化約成一個同質的界別,無形中忽略了不同性別、性取向、階級、族群…間的權力差異。例如在鑄造國族、發揚「傳統」的過程中,婦女的權利往往要被犧牲;國家權力的鞏固雖然暫時解除了外國殖民者的壓迫,但婦女也須「回歸」本土「傳統」父權結構的從屬位置內。

由支配集團藉操縱國家機器,動員製造集體的文化象徵和歷史回憶,然後一個統一的、和諧的、同質的國族才能產生。它的作用是為了鞏固政權的認受性。「大一統的中華民族」就是這樣的一個創作。國家透過國民教育,要所有的族群學習統一的語言,教人向抽象符號行禮,實際上是將支配者的沙文主義無限量向疆域內投射,壓抑著各個族群的特殊性,更向人民鼓吹一種對現政權虛泛的無條件認同。

透過強勢的意識形態宣傳,統治集團利用國族的單一圖像,把一切差異和認同磨平,實際上是抹除社會內部的各種權力不平等,以一個抽離社會脈絡的真空狀態,去凝固個人真實具體的感覺和經驗。或許國族認同對迫切需要解放的被殖民族群,暫時仍有其策略性的價值,但我們卻要慎防國族主義淪為本土統治階級塑造政治正確的國民的工具,並把內部殖民和壓迫加以合理化。
 

批判的自覺社群

從現實政治的狀況看來,我們似乎很難對香港的前景抱有樂觀的態度。行政長官、臨時立法會和第一屆特區立法會的「選舉」、《公安條例》、《社團條例》和《人民入境條例》的修訂、有關集體談判權及罷工權等勞工法例的凍結、對示威反對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的人士的鎮壓等,皆令人感到香港人以往一直享有的法治和自由,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回歸前的公共空間,可能會在九七後可能出現的壓制政策下逐漸萎縮。

公平議會選舉、法治、獨立傳媒、結社自由、和平集會權利…等等固然是對維持民主制度無比重要。然而,我們不應把民主本身,跟形式制度混淆在一起。作為公民自發地達之中而呈現、消長的領域,公民社會是一個過程,它必須去不斷自我創造。讓所有人可以放膽交流討論而無內外強制的空間的保證,是一個對本身文化自覺的社群。這種自覺要求的,是開明的容忍和接納不同的意見和生活方式,願意委身去保存和捍衛複性,對異化的社會結構進行批判。

民主社會應是普遍人民一起來當家作主,體制的運作,都應該以所有人的自由和平等為依歸。現代社會的制度,例如市場經濟和國家,都有把人的生命齊一化、標準化和否定的傾向。商品交易程序本身並不重視交易者背後的生活質素,更不會過問個人有多少是能夠行駛有意義的選擇;市場經濟著重的交換價值,慢慢變成衡量人類福祉的唯一標準。國族主義則以單一的國家認同,壓迫多元的文化身份認同,抑制非主流的言論和行為,令大眾將注意力移離真情實境的踐行經驗。現代社會將一切差異統一磨平,要求大眾採取同樣的世界觀、思維和生活方式,實際上卻是等於鼓勵人們逃避思考和批判弱勢者受支配的問題,以及合乎公義的出路。

要改善此種困境的方法,是同時讓不同認同的群體,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礎上進行溝通、瞭解和尋求無支配剝削的和諧共存。公共空間的存在和擴展,就是一個從不間斷地對平等和自由的價值重估和確認的過程,當中涵蓋著對種種概念和制度性霸權的批判,在肯定多元複性的積極意義的同時,指向普遍人類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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