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旗」與 剝削女性

蔡建誠
(本文原載《星島日報》,1997年 1月15日)
 
    西方各種思潮自近代啟蒙運動以降,每每萬變不離其宗地預設著各樣二元對立的序列結構,當中以「男性對女性」這種思維方式最為人所熟悉。簡言之,主流性別論述以「進佔(操控)性」定義「陽性」,及以「純淨(神秘)性」定義「陰性」後者又以「處女」為代表,並將「男性」與「女性」本質化為分別具(應)有「陽性」與「陰性」的生理特質,及先驗地定位「男性」為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而「女性」則只能佔有邊陲的從屬位置,從而模塑兩者間不平等的權力關係。
 

性別主義與國族主義本是同源


    除了一方面反映/製造了現實上性別間女子受著父權制度支配)的不平等權力分佈外,也正正解釋了為何近代以「陽性」定義「理性」衍生的所謂「理性(科學)主義」與「國家民族精神」(註 1),在不民主的實踐上如科技發明與應用、國家政策......竟就是對被界定為「純淨----未被理性開發未被教化」的處女(蠻荒)地帶所謂「神秘」大自然及 未受本國「偉大」文明充份薰陶洗禮的「野」人----當然包括那班不識「國體」的「非理性」異議份子的暴虐。

    明白了現代性別主義、國族主義......等有著相同的暴力前提後,就能了解有歌星在去年無線電線台慶節目中的一句「『非法』進入異性體內插旗」說話,其意義就遠非電視台總監的事後解釋(所謂「一時口快快講『錯』」)所能窮盡。

    當時正值「保衛釣魚台」運動餘音未艾,建構運動訴求的主流論述──國族主義,正好為形容(當時節目劇情所需?)和合理化現實間男女往往不平等的主客對立關係,提供了方便而又合適的詞彙:「插旗」這個符號所象徵的,便正正是男性沙文主義與國族主義對佔領/操控身體的共同趣向。
 

「合法」佔有就能解決問題?


    如果所謂國家民族大義,就是把國旗插在一片土地不論該地方是無人島嶼、西藏、台灣,還是......)上;如果所謂國家民族大義,就是對在「神州祖國」圖象下漢族自我中心主義對弱小民族的欺凌亳不自覺;如果所謂國家民族大義,就是抵抗「非法」入侵、必要時讓軍隊進駐、目的是讓一個自稱「合法」的政權對該片土地上的多樣生命進行工具理性擺佈,以便標準化和均質化(homogenize)各式各樣的多元物種和文化心靈(註 2);那麼筆者實在看不出,這背後的霸權形態包括對人對自然生態的侵略意識、擴張意識、支配意識等和當中隱含的權力關係,與主流的性別論述──視女性身體為可(應)被標準化和均質化的物件 (把女子定性為性對象/花瓶以供男子(有品味地握著酒杯)去凝視、評論、享受和最終擁有(所謂「進入女體內插旗」),本質上有什麼差異?

    問題難道只不過是該「進入」是「合法」還是「非法」嗎!?(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何穎賢君不是已在本版(星島日報)嚴正地警告我們,發生在「合法」婚姻關係內的強姦,正受到公眾嚴重的忽略嗎?)

    或許,該名歌星真的是「一時『口快快』講錯」。還是精神分析學了得,讓我們知道「說漏了嘴」(slip of tongue)的行為,可能只是潛意識在不受自我各種防衛機制審查(別忘了該歌星正在暢快地遊戲呢!)下,自由表達各樣平時(在鏡頭前)被壓抑的想法而已。而受到壓抑的,則可能是被公眾普遍內化了的各樣主流論述(因此也不應過份責備那歌星了)。

    廣管局認為無線台慶節目「內容不雅、淫褻及低俗」,並向電視台罰款十萬元,或許已向害怕子女們「過早」接觸性「知識」會「學壞」而覺得「難堪」的家長們作出了交代,但此舉若未能提升一般市民對各種不合理的文化「常識」和實踐的應有關注,甚至將權力問題還原為泛道德(黃色)問題,就會叫筆者深感可惜了。
 

註:

1. 國族主義其實是一個十分近代的西方人工建構,除了能煽動強烈的種族排外情緒與虛泛的向心凝聚外,追求或鞏固強大現代國家權力、崇拜一種規模空前龐大而羅網又無微不至的理性管治工程──如所謂「國家『統』『一』『大』『計』」──為它的最大特色。

2. 這些理性管治工程可以包括所謂「大『一』統功業」、「國民(再)教育」(現實往往卻是由「國家」一元化地定義「民族」與「人民」的內涵,民間社會的多元文化、自發活力和自主身份早已消失殆盡與各種「地方『發展』策略」誰去決定應否發展?誰又決定發展什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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