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費午餐」使人不願工作?

蔡建誠 ﹝本文與陳鳳雯合著﹞
(本文原載《星島日報》,1996年)






社會福利常被人譏諷為「免費午餐」。近年貧富懸殊情況惡化,失業人數亦有增加,有人建議向失業工友發放緊急援助金或起碼將目前綜援偏低的金額增加,令失業人士及其家庭能有一個較合理的生活水平;但隨即被人認為,此舉會使大量有工作能力人士放棄工作,依賴政府,「製造」更多貧窮個案。筆者認為這類說法,是建基於一些錯誤的假設,現嘗試從本地的綜援計劃逐點分述之。

其實一直以來,有工作能力的公援個案(失業加低收入個案),只佔公援(即現在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個案總數一很低的比率。根據政府統計處七月份統計月報顯示,五月份時有工作能力個案,只佔總綜援個案百分之五點九;四月份時,失業率為百分之三點一(即八萬四千人完全失業),但當時領取綜援的失業人士,共有五千五百人,即佔總失業人士百分之六。換言之,絕大部分(百分之九十四)有需要的失業人士,都沒有去申請或不合資格申請綜援。

若「增加綜援會使大量人士放棄工作」這假設成立,則過往每逢公/綜援金額增加,而同時本港工作職位的數目並無改變,有工作能力的公援個案按比例增加才對。根據歷年的統計年報和《香港年報》,在七八/七九年度至八一/八二年度幾個公援金額有較高增幅的財政年度,公援基本金額每年增長為百分之十一至二十五,而當時的失業率亦高於七七/七八年度時的數字,同期有工作能力的公援個案卻下降了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二,反映了並無足夠證據證明增加綜援會使大量人士不願工作。

上述的現象,並不是不能夠解釋的。首先,香港已逐漸變成一個「工作社會」(Work Society),即在本地工作、或更恰當的是說有薪工作,除了是一個重要的經濟收入來源外,還大大影響著個人的社會價值、自我形象,甚至「社會權力」(Social Power)的行使。這是因為在我們的文化中,個人的社會身分是建基於其獨立性上,而能夠進入勞動力市場,又被認為是個人獨立性的象徵。因此,在勞動力市場邊緣位置的人士,包括兒童、老人、傷殘人士、家庭主婦及無業人士等,一般社會地位都較低,受到社會「標籤」,並往往內化了一個依賴者的身分,而產生一種無力感。

根據學者呂大樂先生的研究顯示,八成的被訪者認為,每名市民皆有工作的責任;而超過六成的被訪者更認為,就算工作如何沉悶,工人也應該對它珍惜。社會對工作的道德化,進一步令到沒有工作的人士,而對很大的社會壓力。並不是有很多人願意受到社會排斥的。

目前的綜援制度,其實本身對有需要的人士存有很大的阻嚇作用。這是因為綜援仍然被社會視為一種對失敗者的救濟,令申請人有強烈「烙印」感,這個救濟的「烙印」,令很多人對申請綜援望之而生畏;除非走投無路,並不是有很多人願意承擔失去自尊的代價的。

當然,我們也不能忽略工作對勞動者有很多經濟性的回報。例如,縱使它如何單調、乏味,作提供一個有目的日程,使人不致整天被困在家中;此外,它為勞動者提供了一個較廣闊的社會網絡,滿足了個人的社會需要;工作還為勞動者帶來前述的社會認同及個人自尊。這正好解釋,為何一些家庭主婦在兼職時有很大的滿足感,縱使在我們眼中,她們的工資是如何的不合理。總的來說,以為單靠社會福利可完全否定市民的工作意欲,是錯誤的想法。

退一步來說,假設增加綜援真令到有少量人士濫用福利,而不增加則可減少浪費,也不等於可以成為拒絕增加綜援金額的藉口。因為減少綜援開支的好處由整個社會分享,但不合理的生活水平,竟是集中由真正有需要的綜援人士承受,並不符合社會公義的原則。

主張增加福利使人不願工作的說法,除了缺乏對社會文化及心理的了解外,最大的錯誤是倒果為因,將依賴福利為生的人士的外顯行為,歸咎為導致他/她們貧窮的因素。其實,外國很多研究都發現,很多失業人士根本很渴望工作。有工作能力的人申請綜援的主因,是因為不公平的工作機會及工資的分配。舉例來說,近年經濟結構轉型,很多中年勞工面對製造業的萎縮,就算能轉到低薪服務行業工作,也還要面對年齡歧視,進一步被壓低工資或失業。例如,有工會就指出某些超市場的工作,時薪低得令人咋舌。不去反省不合理的社會結構,卻要將社會問題個人化,對解決貧窮和失業的問題,於事無補,也對窮人的尊嚴,少了一份應有的關懷。

本頁最新版網址: http://www.franklenchoi.org/

回到首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