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棄本位主義 關注外勞權益

蔡建誠
(本文原載《明報》, 1998年12月14日。本文由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發表)





香港電訊資方的減薪計劃,在員工的集體行動和輿論壓力下暫時擱置。那邊廂卻有港人認為東亞國家貨幣在經濟危機後貶值,造成外藉傭工變相「加薪」,建議政府大幅削減其最低工資兩至三成,以體恤僱主困境。更有意見甚至認為既然一些外僱願以較低薪金接受聘請,故此就算是取消最低工資規定也未嘗不可云云。

外藉傭工來港,往往先要付出一筆數目龐大的費用給介紹機構,來港時經已負債纍纍,要支持本國家人生活之餘還要靠工資還債。在轉職方面,外傭受到本港當局嚴格的限制,僱傭合約的終止即表示外傭會於兩星期後喪失逗留權,一旦被解僱遣回原國會即時陷入困境。因此外傭較本土一般勞工更缺乏和僱主在平等基礎上進行勞動條件議價的能力。當局以行政指令的方式去規定外傭的最低工資水平,便是防止一些無良僱主藉權力關係上的優勢肆意壓低外傭工資。
 

減薪做法種族歧視

現時外籍傭工的最低工資為每月三千八百六十元,此水平為九六年時政府所制訂,兩年以來未曾調整。現時本地工人中位工資為一萬元,非技術工人為六千元,以外傭現時的工作時數(每天長達十四至十八小時、亦沒有固定休息時間)、工作性質及報酬而言,本地工人是不會接受這樣的條件的,這些條件本身是否公平也需要本港社會關注。

國際勞工組織於本年四月發表的一份有關亞洲危機對社會的影響報告指出,金融風暴給外籍傭工的國家帶來的災難,遠比香港的嚴重,當地人民的家庭收入須支付因通貨膨脹而價格大幅度上升的必需品及社會服務的費用上。

最重要的是,以東南亞幣值去釐定外傭工資,意味著根據國藉以至種族的考慮來衡量給付勞工工作的薪酬,遺忘了外勞應在工作條件上享有與本土勞工相同待遇的權利,與國際勞工公約的標準規定背道而馳,並且是帶有種族歧視的做法。

本港市民在抗議企業減薪時同仇敵愾,尤其認為低薪工人更不應成為代罪羔羊時,當僱主和僱員的位置互換,便認為既然一些外傭願意接受低工資,因此減薪便不算是不合理;試問這種想法跟一些大企業老闆的有何分別呢?
 

平等精神看待外傭


亞洲區的外勞多由南亞貧窮國前往東南亞的新興經濟富裕地區工作。外藉勞工常被僱用來從事各種厭惡性工作,角色基本上是經濟性的,對當地社會作出重大的貢獻。以香港為例,由外傭去擔任照顧工作與家務勞動,令本土婦女可以外出工作以應付生活開支的增加──當然,這也反映男權社會的性別分工安排是如何的穩固。不過金融風暴後各國政府認為外籍勞工只不過是經濟的負累,採取嚴格的入境限制,把很多外勞遣返回國,那些留下來的外勞則要接受更低的工資。

經濟不景氣的時候,外藉勞工與本土工人往往被引動成對立,出現了前者掠奪後者就業機會的印象,但實際上造成失業的並不是外勞本身,而是那些籍著外勞制度─—剝剝—─而強化勞動力市場主控權的資方。

一些國際性外勞組織多年來指出,有外傭在本港的遭遇包括被僱主利從事非法工作、克扣工資和法定福利、虐待及性騷擾、不公平解僱、居住環境欠缺私隱等。不過很多香港人對外傭仍抱負面態度,關注的只是「她們」在星期天「佔用」「公眾」﹝誰是「公眾﹞?﹞地方。

如果承認種族之間的差異並無高低優劣之分,那麼便應對外籍勞工予以周至的照應,力戒在待遇和態度上存有歧視。希望港人能夠擺脫狹隘的本位主義,以國際平等精神去公平看待外籍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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