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批判精神看待特首民意調查

蔡建誠
(本文原載《星島日報》,1996年)
 
近日在「首次由港人選出」(工聯會街頭宣傳板語)的特首選舉期間,有無數的「民意調查」結果被公佈。這類調查的主辨單位,包括了各大小傳媒、政治團體、學術和專業機構等。由於推選特首的只是四百名由籌委會主委員會會閉門篩選出來推選委員,因此有評論者認為,這些表面上能照顧廣大市民意願的民意調查,其實只是塑造了一片「全民參與」的假像,甚至淪為增加推選制度認受性的工具。然而,有反駁這類意見的人士指出,這類調查除了能表達普羅市民的意願外,也對是次選舉起著監察和制衡的作用。

或許,我們該以「平常心」來看待各個特首民意調查(見星島日報十二月十一日鍾庭耀先生的文章)。然而在筆者眼中,質疑這些民意調查作用的人士,並非全皆無的放矢。就筆者所知,這類意見起碼能引出兩個不同層次、但又有所關連的問題:一、是這類調查的研究過程是否客觀?二、是這類調查的結果公佈後,會對社會構成甚麼影響?前者似乎是一個「科學」的問題,而後者則涉及倫理考慮,兩者似乎沒有甚麼共通的地方;然而,我們將會從下面的討論得知,這兩者都關乎各種價值的取捨,也因此需要各方面(研究人員、新聞工作者、市民大眾等)更多的自覺和反省。
 

需交代假設和限制


首先,是有關調查的客觀性問題。筆者同意民調查的主要作用,應該包括向市民大眾提供一些科學化和可靠的資訊。然而,現實上不符合科學精神和不可靠的民意調查,比比皆是(近期的經典例子,首推早前由政務科進行關於性傾向歧視問題的電話調查)。一個解決方案是,該類意見調查應由獨立的學術機構舉辦,以保證調查有起碼的中立性和結果的可信性。然而,除非我們可以肯定所有學術研究人員每次皆嚴格的遵行著科學化調查的專業操守,而其「專業判斷」又能免於各種因素(例如個人愛惡、價值取向、既得利益、社會迷思、學科及時代的局限等)的影響;否則,我們單方面依靠學術權威為我們詮釋各類社會問題,除了易養成思考上的懶惰外,乜有各樣潛在危險。除了寄望學術研究人員能以不偏不倚的態度去進行研究外,我們似乎也需建立一種習慣,讓民意調查的客觀程度能得被公開檢視。

社會科學研究是否具有客觀性,視乎其是否能經得起公眾人士對研究各個環節的批判性查驗。要建立客觀性存在的基礎,先決條件是盡量讓公眾人士知道該項研究的各項假設、價值傾向及限制,然後才能期望不同立場的人士能自由發言、交換意見、作出批評及建立理性的共識。在這個合理共識建立的過程中,從事調查的研究人員和報道調查結果的新聞工作者,是需要負起一定的責任的,以促進有意義的公眾辯論能夠順利進行。學術研究人員除了需要認真對待調查的各個環節外,他們也應該就調查過程中各樣考慮和取捨,向公眾作出誠實的交代。以特首調查為例:

一, 為何採用某種調查方法(如可量化方式問卷調查)而不是其他(例如深入訪問,以了解個別市民對整個「特首選舉」的理解和心態)?
二, 選擇某種調查方法時又蘊含了甚麼假設(例如是否信仰「凡市民皆是理性的」?又是否進一步假設受訪者對有關問題掌握相關的資訊,如各候選人的政綱和其間的差異?)
三, 這些假設的誤差機會又有幾大?等等。此外,新聞工作者在報道各項民意調查的結果時,也應一併報道該項調查的調查方法、樣本數目、抽樣方式、回應率、各種假設和限制等。否則公眾人士就無法對調查的客觀程度,作出理性的質疑或是接納。
 

須交代社會性影響


此外,一個可能更重要的(道德倫理)問題是該項調查結果若一旦發表後,它會對社會帶來甚麼的影響。或許正如有人駁稱,沒有調查是專為刻意宣揚特首推選而作的。然而問題是質疑民意調查的人士,並不只是 關注 (1) 該類調查是否有意去增加推選制度的認受性?也擔心 (2)調查結果會否無意間被權力機構吸納,產生客觀的意識形態效果(例如增加選舉的認受性,並被美其名為「全民參與」的特首選舉)?

換言之,民意調查是否有意或無意助長了權力集團以「科學、客觀、符合民意」的姿態,作為掩飾其不民主運作的藉口,並把公眾人士的視線,從問題的核心移開?如果我們明白到,任何制度若得到「科學」兩字的「黃袍加身」後,必定大為鞏固,那麼作為一個負責任的社會科學研究者,除了嚴格的遵守專業操守外,似乎也要對政治多一點反省、多一點自覺。

針對第(1)個問題,研究人員應該向公眾誠實交代:為何調查市民希望哪一位候選人「當選」,而不是選取其他題材(例如市民對選舉制度的意見)?

至於第(2)個問題,我們當然不能要求學術研究人員能事前準確預測調查結果公布後的所有後果。然而,為了避免科學化的民意調查淪為為權力集團服務的工具,研究人員應該在調查結果發表前誠實反省,並在公布結果時向公眾清楚交代各樣可被合理地預期會發生的社會性影響。換言之,除了向公眾提供準確和全面的資訊外,他們也有責任提醒市民,苃調查結果被人橫加利用時,到底對社會會構成甚麼大家不願見到的傷害,使公眾對有關問題提高警惕。

或許,在面對各種花多眼亂的民意調意時,新聞工作者和市民能以批判的精神去閱讀,是減少民意調查被濫用的最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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