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歷架構,本末倒置

蔡建誠
(2003/2/10。本文由香港職工會聯盟發出。)





近日,教育統籌局發表了《建議香港設立資歷架構及相關質素保證機制諮詢文件》。筆者的看法如下:

  • 《諮詢文件》建議的資歷架構勢將以學術資歷為主導。一方面這對已經有清晰進路的主流教育系統來說,是架床疊屋。另一方面,這將再次剝奪具有行業經驗及技能、但缺乏主流學術資歷的工人的認可、學習和進階的機會,對真正「提升本港的人力質素」無大作用。

  • 《諮詢文件》假設資歷架構的設立足以推動本港市民「終身學習」,但並無建議政府推行相關的配套設施,例如最高工時法例、僱員學習假期制度、增加學費資助及其他財政承擔等,去協助基層工人參與職業/持續教育,是本末倒置的做法,更會做成在教育機會方面出現「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的局面。對促進基層工人「自行制定進修藍圖,提升本身的技能」的幫助不大。

  • 教統局根據顧問公司的研究草擬《諮詢文件》,但該顧問公司並無研究業界對於在各行各業設立統一的資歷階梯的需要,整套資歷架構的藍圖有閉門造車之嫌。建議的行業訓練諮詢委員會及專責職業訓練而新設的人力發展委員會,也並無清晰地提到勞方有平等參與的權利,恐怕會造成僱主主導本港的人力發展,使職業教育的規劃變得功利和短視。這只會拖跨整個制度的認受性,成為本港的人力質素發展的障礙。


以下是筆者對上述立場的解釋。



工時過長 學費昂貴 工人如何學習?


政府認為「資歷架構…讓市民可自行制定進修藍圖,提升本身的技能及終身學習」。可是,目前基層工人並未有平等的機會去享受持續教育的權利。

去年第三季每周工時超過國際標準四十小時的就業人數高達二百六十五萬人,超過六十小時者更達七十三萬人,分別佔總就業人數的八成及兩成。以如此對僱員的職業健康和安全構成威脅的工作時數而言,工人尤且沒餘暇享受休息及家庭生活,更遑論有時間持續地參與職業訓練。

何況,對個人而言,資歷是需要不少資金的投資,而政府近年多次強調「用者自付」原則﹝包括在教育制度改革﹞,個人是否能獲得持續教育的機會,極大程度上取決於個人的財政負擔能力。這恐怕只會使到香港的資歷制度改革變成「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局面。

政府當務之急不是改革香港的資歷制度,而是提供促進工人享有學習機會的條件,包括立法規範最高工時、設立僱員學習假期制度、及在教育﹝包括主流教育、職業教育/持續教育﹞政策上承諾更大的財政承擔。政府更應改變香港社會的貧富兩極化趨勢,包括推動更積極的財富再分配措施。


誰照顧中、老年、低學歷工友的學習需要?


香港現時有大量中、老年、低學歷的失業及低薪基層工人。他/她們早年因為要維持家庭生計而被迫輟學,許多只有小學或以下的學歷。現時主要的正規持續教育機構如職業訓練局及各大專院校的持續教育部,注視的更多是專上學歷的訓練,這些中三程度以下低學歷的成年人接受職業訓練的機會甚少,由於種種障礙,再培訓課程往往成為僅有的「選擇」。

資歷架構將會刺激消費者對資歷的需求,使文憑主義泛濫,為某些教育集團、既得利益者提供商機,但上述有學習需要、但經濟位置最脆弱的一群中老年低學歷工人,恐怕再次成為遭職業資格市場排拒的對象。

政府發展資歷架構的受益對象不應只集中於年青及較高學歷的人士,而應兼顧中老年及低學歷的一群,包括要求各持續教育機構調低收生的學歷要求,並增加對低學歷工友的學費資助,增加工友的學習機會。

由上文中亦可見由非牟利機構提供的再培訓課程,縱使資歷架構的實行,仍對低學歷的工友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資歷架構主要是銜蓋中三以上的學歷,而再培訓課程雖或被標籤為初階級別,但其重點不是僱員的進修,而是失業工友的再就業、及為失業/再就業工友提供多方面的社會支援。既然再培訓局本身已為課程建立一套質素保證機制 (註),而再培訓課程亦與一般職業/持續教育課程的目標不盡相同,政府應容許再培訓課程獨立於資歷架構以外,並且維持對非牟利再培訓機構的撥款;但亦應主動協調各持續教育機構,推動其為有志繼續進修的再培訓畢業學員提供銜接性質的先修課程。


非主流學術資歷者 欠清晰進階制度


根據政府的建議,資歷架構將會涵蓋主流教育和職業教育界別內中三至博士程度的學歷。本來統一的資歷級別,或有助提昇職業教育的吸引力,但由於主流教育在政治上的地位,使人擔心資歷架構為了減少推行上的阻力,最終將變成以學術資歷為主導,不但強化主流教育的霸權,更會減低欠缺正規學歷人士的進階機會。

一個務實的做法,是政府容許主流教育及職業教育同時有各自的資歷階梯;在職業教育範疇內,由每個行業小組﹝下詳﹞按需要為所屬行業訂出本身的資歷級別的數目和進路。但無論採取何種做法,政府應該採取積極的措施去促進主流教育及職業教育的平等地位及兩個系統之間的資歷和學分的銜接互通。

對學員來說,清晰的進修途徑必須預設不同學歷的銜接與學分累積及轉移制度的暢順實行。可惜由於社會普遍著重主流文法教育系統的資歷,而忽略職業教育的價值,結果雖對主流教育系統來說,資歷架構顯得架床疊屋,但職業教育系統一方的進路卻有待釐清和合理化。

諮詢文件建議透過預留學額和撥款兩方面去推動院校推行學分的累積和轉移。政府在繼續改善職業教育質素的同時,應首要推動各大學在收生方面平等對待較低級職業教育課程的畢業生﹝例如專業教育學院的文憑畢業生﹞,盡快提高職業教育的認受性和社會地位,並為欠缺學術資歷的人士提供清晰、連貫和合理的進階制度。政府應該增加投放於教育的資源,使院校有充足的學額滿足學員的入學需要。


勞方無平等參與 僱主主導人力發展


國際勞工組織的《職業培訓建議書》指出公共機構、教育部門、僱主和工人組織的合作,是職業教育措施不可缺乏的元素。向來被視為成功的德國職業教育制度,便是政府、僱主和工會均衡參與和共同協作的成果。

過去,政府對促進勞工階層參與政策制定並不積極,以致過分偏重工商界和僱主的聲音。在諮詢文件中政府只約略暗示「行業訓練諮詢委員」將會負責訂明有關行業不同工作所需的技能、相關的學習成果和評核標準,但無具體地提到行業訓練諮詢委員會的成員組成和產生方式。

倘若這些委員會最後由僱主主導,由於傳統上僱主一般只會關注僱員的表現是否能即時提高特定工作場所的職位的產出效率,極可能使職業技能的界定過份狹窄,造成工作的機械化、例行化和「去技術化」,結果有利於管理上的層級控制,不利於僱員共通能力的提昇及職志發展。而勞方的參與不但可提供實務經驗,還有助監察職業教育內容的廣度。

政府應該保證行業訓練諮詢委員會資方、勞方和教育界人士有均衡的參與,勞方成員的人數不應少於資方。同樣地,政府應該確保專為負責職業訓練而新設的人力發展委員會有充足的勞方代表,增加政策建議的認受性,並確保勞工界對職業教育的觀點獲得充分考慮。


工人過往經驗的認可 竟非重要


資歷架構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在正規教育或訓練以外所掌握的技能、知識和學問都可獲得認可。可是,諮詢文件卻不建議即時推行針對過往成績的認可機制,而要待資歷架構「成功確立」後才著手處理﹝第41點﹞。可是倘著資歷架構真如能「順利運作」,文憑主義水漲船高,這樣的政策優次只會徒增擁有經驗、但缺乏文憑資格的中老年低學歷工人在勞動力市場上的排斥,對工友來說未見其利,先見其害。

同時,倘若過去的成績和學問必須符合既定的「成效標準」﹝下詳﹞才可給予學分,只會平白浪費市民過去的學習時間和投資、並增添市民將來準備考核的壓力,使市民對「終身學習」望而卻步,減低整個制度的認受性。

政府發展資歷架構的主要目的不應是取締過往的技能、知識、學問和資歷,而應同時發展盡量包容工友過往所學及所累積經驗的認可機制,增加工人的進修、進階和技能認受機會。


評核帶動教與學 教育質素下降


根據諮詢文件,「如要釐定學分,便要確定相關課程的成效標準及其組成部分。換言之,『學習成果 + 評核準則 = 成效標準 』。成效標準是資歷架構的發展基石。 」(p.4);更指「就一項學習經驗所得的成果必須是可以評核的」(p.32)。

這種對可評核性的堅持恐怕是一種過時的行為主義式執著,認為所有可被接受的學習經驗必須是可被操縱、控制和預計、而其成果必須是可被觀察、量度和評估的。這種強調「成果」、「評核」、「表現」的觀念不但低貶了「過程」、「學習」、「知識」本身的價值;在培訓機構產出與政府撥款掛勾的情況下,更會大大限制教與學之間的互動,使教學活動變相淪為一些割裂的指定動作,目的是使學員通過一個又一個由他者指定的、只與此時此地的某個工種有關的能力標準測試。這恐怕只會降低本港的人力質素,並且挫傷工人的個人和職志發展。

政府不應該只顧簡化成本效益的計算,降低﹝職業﹞教育和訓練的質素,而應該與教育界和業界的進步人士合作,發展真正提升工人自主性、知識和通用能力的教育模式。






註:諮詢文件建議由香港學術評審局負責質素保證工作,但觀乎該局過去所評審的對象皆為學術資歷,恐怕缺乏必需的專業知識和經驗去評審技能資歷,難以使業界和公眾人士信服。





參考資料:社會經濟政策研究所 (2003年) 《職業資歷標準化與工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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