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訴諸權威」思想陋習

蔡建誠
(本文原載《星島日報》,1995年)



近日,有兩宗事件都與專業團體及其監察制度有關。首先是提交立法局的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有建議立法限制「醫生」名銜的使用和增加醫務委員會的成員數目等;第二宗,是行政局原則上已同意成立一個法定理事會,擁有監管社會工作者的權力,可頒布專業守則,並確立社工所必須具備的訓練和資格。

鼓吹把行業專業化的人士,大都認為上述的專業守則、專業資格、名銜的限制及自我監察,是最能促進專業質素及保障服務使用者的權益的。所謂專業自我監察制度,就是指一個主要由行內專業人士所組成、有權對違反專業操守的成員,採取懲罰性措施(如停牌)的法定獨立監察組織,例如上述的醫務委員會及建議成立的社工專業法定理事會。究竟此類「自我監察」組織,能否有效達成保障市民權利的任務,這是本文的討論範圍。

一個最使人擔憂的地方,就是這類組織有可能出現行內相護的情況,原因是這些監察組織的成員及與其所監察的對象,往往來自同一個專業團體(例如目前的醫務委員會的十四個成員中,有十三人是西醫)。在這種情況下,這些監察者會否因與被投訴人相識,或為了顧全專業形象,包庇或掩飾侵犯市民權利的專業人員,是值得探討的。由於缺乏非專業人士的參與,縱使其組織成員均本著良知辦事,這類監察組織的認受性,是有很大問題的;我們知道,一個制度的認受性,是會直接響市民對該制度的投入和參與的。「自我監察」的專業組織,可能因其成員組成方式,令其不能有效達致保障市民權利的目的。   

此外,這類組織往往把其監察對象,放在專業操守是否被違反,而非從服務使用者的角度,著眼於服務使用者權利有否被尊重上。問題是一個執行得良好的專業程序,可以是侵犯服務使用者權利的,縱使它符合專業守則。這一點很多人皆忽略。原因是在專業語言的包裝下,侵犯權利的現象,是可以被界定為「正常」的。   

舉一個日常生活例子:我們知道一般醫生在檢查病人身體時,很多時會要求病人脫去衣服,並把聽筒和手放在病人身體適當部位上。這樣做,往往令一些病人(尤其是女性)不安,原因在我們的文化裡,與陌生異性作親密身體接觸,是違反道德規範的;除非病人在事前獲提供充足資訊下同意該核查程序,否則他/她的文化背景,是未獲充分尊重的。這個例子雖然簡單,而且佷多人或會認為筆者「執著」,但它充分顯示單單著重專業操守的自我監察組織,是不能同時保障服務使用者權利的。

如何可以令到服務使用者權利受到充分的關注?根據上文的推論,一個做法是大量增加專業監察組織內非行內人士代表的人數,使其成為一個富公信力的監察組織。其次,是把「服務使用者權利」的清單具體列出,並把它列為須優先考慮受保障的議程。  

對於第一點,有些人可能會認為是「外行人管內行人」,由缺乏專門知識的人士,去監察專業人士,是不合理的做法。問題是,正如上文不斷的重申,專業監察組織的首要任務,應該是保障市民的權利,而有關這些權利的知識(例如病人權,即賦予病人知情、選擇、拒絕及投訴等權利)卻並不專門,受過適當道德教育的人士,應該能勝任監察的任務。根據定義,「專業」是擁有專門知識的一群人士,但上述的權利問題,卻並非其專業範圍。持「行外人管行內人」而反對增加專業監察組織的非專業代表人數的人士,是犯了「訴諸權威」的謬誤。至於第二建議,可能有人會認為,會影響專業提供服務的效率。此說其實是本末倒置,誤把手段當作目的。相信任何人也知道,醫生向病人解釋病況、診療方法及後果,是會增加求診的時間的,但難道我們為了縮短此時間而於放棄病人的知情權嗎?服務使用者權利的確立(以至上述專業組織的成立),是要防止有人因無知或地位差距等原因受人操縱,與專業程序的效率相比,此類權利是更重要和基本的。當然,現實不一定是「非此即彼」的,我們可以有尊重市民權利的專業,而又有執行得有效率的程序。如何達致這個理想,則需要社會人士的各種意見,但首先,我們必先消除了事事訴諸專家的思想陋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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