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社會結構的分析

蔡建誠
(本文原載《星島日報》,1995年 8月25日)
 

  根據中文大學呈交樂施會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本港的貧窮問題日漸嚴重。該報告估計目前有廿三萬低收入住戶,佔全港住戶的百分之十五。對那些預期經濟成長可使貧窮問題得以紓緩的人士來說,這可說是個警號。

  雖然,我們每個人皆可能貧窮,但實際上受到貧窮威脅的人士,郤往往多來自幾類組合。舉例來說,若我們參考樂施會的報告,以及歷來公援個案組合,會發現貧者多是年長者、傷殘人士、單親家庭成員、長期病患者、低薪工人等。這種依據階級、性別、年齡、傷健等劃分的貧窮分佈,與外國有關貧窮的研究結果相若。

  英國亞倫獲加教授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要消除貧窮,就不應將就業和薪酬體系,以至社會保障制度,置諸不理。本文的目的是要指出,貧窮問題就是社會結構的不平等問題。一方面依據年齡、傷健、性別、階級等劃分的社會結構,令工作機會及工資出現不平等分配;另一方面,不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亦令那些低收入人士,長期被鎖在貧窮的環境堙C
 
 

社會結構的不平等

  舉例來說,「老年」貧窮這現象,就是由帶有年齡歧視的勞工市場及不平等的社會保障制度,聯手造成的。近日我們經常從傳媒得知,年紀較大的人求職不易。這是由於僱主往往認為老化使人衰弱,依年齡產生定型及歧視。以目前本港市民的健康狀況來說,很多年紀較大的人士,其實仍應有工作能力。但根據九一年人口普查資料,五十五至六十四歲的人士就業率不足四成,六十五歲以上的更只得一成多。那些有機會就業的,多只能獲得低薪工作。例如,五十五至六十四歲就業人士的中位工資、未及全體勞動人士的六成。本港並沒有全民退休保障,八成勞工沒有退休金,又從招聘廣告普遍設立年齡上限這些事實看來,年長者的經濟處境,是受社會制度塑造的。

傷殘人士同是深被勞工市場「邊緣化」的一群。一些傷殘人士的團體更曾經指出,很多渴望求職的傷殘人士,根本不獲僱主接見;而那些「幸運」的,多只能獲取低收入及單調乏味的工作而已。傷殘人士在勞工市場的隱型位置,其實往往反過來再強化社會人士的偏見。

  相對來說,女性亦比男性在經濟上易處於一個不利的位置。九一年,女性有一半人口參與勞動工作,但她們大多數從事低薪和低職級的工作。在同一行業工作的女性薪酬,較男性為低。如在九一年時,製造業女工月薪平均只得男性的八成。同工不同酬,更是一個很普遍性別歧視的現象。此外,由於傳統性別分工觀念的影響,加上社區服務的缺乏,很多女性需放棄全職工作,在家中無償照顧體弱人士;就算未完全脫離勞工市場,亦只能選擇兼職或外發工等缺乏勞工法例保障的工作。九一年時,女性就佔外發工人總數八成。女性在勞工市場的邊綠位置,不但使其易成為經濟依賴者;晚年時,更易因缺乏儲蓄、保障等而進入貧窮階層。

  其實,在資本主義社會下,工人階級常是最缺乏能力,去應付生活條件大幅度轉變的一群。一般低薪的藍領勞工,徐了有限積蓄,亦往往缺少了許多附隨高薪職位而的職業福利,如退休金,醫療保障、公積金,及缺乏資源去參與各類高回報投資(例如買賣 地產、股票等),令到其一旦暫時或長期無法工作時(例如因傷病、退休、技能無法發揮的經濟結構轉型等),即會陷入貧困的苦況。另一方面,本港工人卻又難以扭轉自身弱勢的市場處境,因為除了缺乏法定工會集體談判權外,資方可透過強大的政治力量,瓦解工人議價能力,輸入外地勞工及港府於九一年起聯同資方壓抑工資增長,就是其中的例子。因此,工人的經濟處境是與其階級位置,以至工資釐定政策、社會保障制度不能分割的。
 

社會保障強化不平等

  對那些喪失工能力,及如上文所說受勞工市場「邊緣化」的人士,一個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是能夠協助維持其社會參與能力的。可惜,在香港唯一直接援助貧窮家庭的公共援助制度(現稱綜合社會保障計劃),不但未能紓緩貧窮問題,反而將貧窮人士生活水平制度化,令到公授人士與一般市民分化。舉例來說,目前綜援六十歲以下成人標準金額,只得一千二百一十元,即每日約三十元食物費、一元三角交通費,每月四十二元衣服費。造成公援金額偏低,是當局以「維生指標」界定貧窮線,並經常不跟隨本地產總值增長調整此基本金額,令公援人士無法如常人般參與社區活動,並因此產生恥辱感。因些,貧窮源自低入息的社會安排,由社會結構產生,並經社會政策強化。

  從上述的討論中,我們知道要有效消除貧窮,必須:一、保障就業權利,令每個有能力工作的人士,都能獲得充分的工作機會及合理的工資;二、改善社會保障制度、特別應以維持「社會參與能力」為保障的主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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