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歷架構的全天象觀

蔡建誠
2004年12月18日






一種關於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論調,認為不同的國家體制和政策在面對資本的全球性流動下,均無可避免地漸趨一體化,以促進國際經濟競爭力為首要任務。在這個不能逆轉之趨勢下,人力政策遂成為一枝獨秀,國民的技能水平以至其對「終身學習」的態度,將與維持國家的經濟成長有莫大的關係。

就「如何加快提昇勞動力的技能水平」這方面來說,近年多國﹝例如英國、澳洲、南非、紐西蘭等﹞的一項主要做法,是透過成立一套全國性的資歷架構,包括能力標準、能力評核制度及能力認證制度。香港的教育統籌局便於2002年年底發表諮詢文件,建議設立資歷架構,於五年內實施,日後由公帑資助的院校所設計的課程必須符合資歷名冊的要求。根據政府的建議,資歷架構會涵蓋主流教育、職業教育及持續教育界別內中三至博士程度的學歷。架構共分為七層,各層的學歷均以通用指標加以界定。



評核帶動教學


筆者曾在官方舉辦的諮詢會中指出,整個資歷架構的核心,是直到現在仍為人所忽略的「由評核帶動教與學」的問題。根據諮詢文件,每一學歷均有其相應學分,「如要釐定學分,便要確定相關課程的成效標準及其組成部分。換言之,『學習成果 + 評核準則 = 成效標準 』。成效標準是資歷架構的發展基石。」;更指「就一項學習經驗所得的成果必須是可以評核的」。這種對可評核性的堅持恐怕是一種過時的行為主義式執著,認為所有可被接受的學習經驗必須是可被操縱、控制和預計、而其成果必須是可被觀察、量度和評估的。這種強調「成果」、「評核」、「表現」的觀念不但低貶了「過程」、「學習」、「知識」本身的價值;在培訓機構產出與政府撥款掛勾的情況下,更會大大限制教與學之間的互動,使教學活動變相淪為一堆堆割裂的指定動作,目的是使學員通過一個又一個由他者界定的、只與某個工種有關的能力標準測試。



企業支配教育


整套有關能力評核的話語的終極關注,其實就是要使教育完全從屬於工商企業的需要,也就是要讓資本家完全掌控教育的「產品」的「品質」,可以預期這勢將造成教育的職業化及職業教育的狹窄化。猶記得當日有關教育改革的爭論中,有著名企業家就曾說:僱主是畢業生的「最終用家」,故此他們才有資格談教育目標。﹝《信報》,一九九九年二月五日﹞。在整個資歷架構制度的設計和推行中,使處處看到職業教育訓練由企業主導的局面。最明顯是幾個試驗性質的行業委員會﹝行業委員會是負責釐定所屬行業各級別的學習成效的機構﹞中,已看到企業代表佔據絕大部份席位,而培訓機構及工會代表只屬少數。由於僱主一般只關注僱員的表現是否能提高工作場所職位的產出,若這些委員會由企業主導,職業技能的界定恐怕會變得過份瑣碎,造成工作的機械化和事工化,方面管理上的層級控制,不利於工人的職志發展。在這種脈絡下就算引入「批判性思考能力」、「溝通能力」等所謂「通識」能力,難免又只是根據「職場『良好』僱員」所需之「人格套餐」加以定義,把評估和調控範圍擴張至語言溝通和人際互動。若是如此,對勞動/工作與社區/社會之相互關係的真正批判省察,恐怕只會隔離到職業教育以外。

猶記得根據政府於2000年的人力報告,五年內文員職位將受到辦公室自動化所威脅而萎縮,其他較低階職位包括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人員、工藝及有關人員、機器和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和非技術工人最常遇到的「挑戰」並不是如專業或經理級職位般「增加使用電腦及其他儀器」或「職位要求提高」,而是「人工減少」。四年過去,香港貧富懸殊有增無減,所謂「新經濟」的「額外就業機會」及「新的技能需求」﹝及伴隨的自主感和滿足感﹞的受惠者其實只落在少數企業「核心」份子手上,對二百多萬的一般基層工人來說,不是忍受向下的社會流動,就只能繼續在勞動條件每況愈下、缺乏職業福利和保障的次等勞動力市場劇烈處境下掙扎求存,而政府卻不在增撥基層教育資源、規管過長工時等方面作出任何承諾。從這個角度觀之,或許諮詢文件所謂「清晰的進修途徑…自行制定進修藍圖,提升本身的技能及終身學習」只是一個全天象觀的營造,呼籲大多數人去觀賞和模仿少數建制精英的經驗/標準,然後接受被不斷排拒和邊緣化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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