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就業政策的基本策略

蔡建誠




談到年青人的就業問題,社會輿論普遍把重點放在失業問題上,政策措施的成效亦常以減低青年失業率作為主要指標。不過在就業與失業這對二元對立的觀念之間,其實存在著複雜多樣的就業經驗。這對青年就業政策的制定有著重要的啟示。

舉例來說,近年年青人的就業貧窮問題亦有嚴重惡化的趨勢。據統計處資料顯示,在一九九九年全年,每十位年齡介乎十五歲至十九歲的年青人,便有三位的就業收入少於全港中位工資一半,屬於貧窮勞工。究其原因,是不少拿不到文憑資格的年青人,離校後的職業選擇範圍只能局限於低階的職位,例如跟車送貨﹝男性﹞或商店售貨員﹝女性﹞,這些職位無論在工資、工時、晉升前景和培訓機會等方面都較為惡劣,迫使部份年青人只能依靠工作轉換來克服工作上的去權感覺。

對很多有需要進入勞動力市場就業的年青人來說,失業或只能找到低階職位的經驗是導致貧窮和負面的自我評價的主因。明顯地,對年青人來說就業問題並不只在於如何打破「沒有工作─沒有工作經驗─沒有工作」的惡性循環,更在於如何在有限的職業結構的制約下實踐自我和發展職志。



不應局限在失業率的減低


因此,青年就業政策的目標不應只局限在失業率的減低,這種想法一個極為可能的壞後果是把年青人推向充滿剝削性的工種或質素低劣的培訓計劃,屆時年青人在勞動力市場所面對的就業問題恐怕只會變得更為隱蔽。青年就業政策應更為進取地去保障年青人獲得合理的工作條件、在職培訓和持續教育的機會和權利,促進所有年青人職志發展的需要,並且減低職業階層之間的流動障礙。

政府現時亦有不少措施去處理年青人的就業問題,包括學徒訓練計劃、展翅計劃和毅進計劃等,可惜這些措施往往沒有把年青人於工作間和培訓時期的權利作為策劃行動計劃、協調各項措施和服務及檢討措施成效的指導原則,造成現時的措施顯得散亂、作用經常被批評似為暫時安頓失業年青人的原因。

政府可參考先進國家的造法,以社會立法的方式,發展特別針對年青人職志發展需要的培訓合約。這類合約年期可視乎職業而定,為期一至三年,訂明學員與僱主就學員在培訓期間所需學習的實務技能和所需參與的職業教育課程達成的協議。在合約期間,企業需委派一名資深員工負責青年僱員的在職培訓事宜,並需保送青年僱員以部份工作時間給假制的方式前往各教育機構修讀有關職業的認可課程。



政府與業界需共同承擔


參加此項計劃的企業需支付學員與工作價值相應的報酬,但卻可按期獲得政府的財政補助。例如政府可按照僱主資助學員接受培訓的實際時數向其支出提供兩倍或三倍的資助,這樣做可推動企業為年青人提供職位,並且透過雙方實際接觸的機會,克服僱主對年青人工作能力先入為主的偏見。但企業不能基於性別、殘疾、族群或學歷等對參加者作出歧視,例如拒絕僱用、同工不同酬等,又或是不合理解僱既有員工,否則將被取消獲取補助的資格。政府則可透過一般稅收及向大型企業徵收的款項,向提供職位的企業給予財政獎勵。

職業訓練局可透過轄下的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優先安排這些由僱主保送的青年僱員提供學位,並在全港所有主要行業成立由工商界、工會、青年團體、教育界及政府代表組成之督導委員會,制定特定職業教育課程的正常及最短學習時期、課程單元的數目和內容、學習模式、教學標準及評估機制,並對完成培訓的學員進行測試。政府應帶頭承認畢業學員的資格最少等同中學會考五科合格,及主動協調各高等教育機構,建立與其他進修管道的正式聯繫。

以上做法,其實是根據現行措施加以改良和整合,能夠充份利用現時的基礎建設,政府應該有足夠財政能力承擔,又較能保證年青人獲取符合經濟發展需要而具高認受性的職業技能,代表著政府與業界對促進本港人力資源發展的責任有共同的承擔;既可促進年青人的就業機會和職業發展,最重要的是較能保障年青人的各方面權利

不過,我們還必須緊記:青年勞動者作為整體勞工階層的一份子,既有著發展本身觀點的空間,亦應享有普同的勞工權利。因此政府應提供合理充足的勞工立法保障與社會服務,去維護所有年青人的基本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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