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祖康:《中國比小說更離奇》自序

( 原載於《中國比小說更離奇》,台灣玉山社出版,2007年。﹞

我已經活過42個年頭,雖然有些人出於誤解而羨慕我的生活,但我覺得我至今所作過的事當中令自己感到自豪的並不多,而其中一樣最令我引以自豪的,就是我對極具欺騙性的中國政治的認識沒有出過大錯,自問比起許多名教授、名人優勝得多。

譬如,我從沒有做過大中國主義者,從沒有膜拜過毛澤東,更沒有追隨過四人幫,沒有擁護過中共收回香港,不需要等到八九年六四屠殺才明白到中共的殘暴,和第一時間認同台灣的民主化運動,和第一時間響應台灣的政治自決立國進程。這些看起來像是誰都會的常識,事實上能做到的人並不多。除非你是已經醒覺的台灣人,或是思考比較講求邏輯的洋人,否則上述陷阱你總會不是犯了這個,就是犯了那個。此所以有那麼多人隔天就要「覺今是而昨非」,「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

我如果真的也要懺悔一下的話,那唯一的就是我年少輕狂時曾對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統治頗為反感,也寫過一點點反殖的文章,因為當時我還是低估了大英帝國文明跟中國帝國文明的差距。多年以後,我才覺悟到英國人其實是香港華人,或者說,是中國人的文明導師。我也慶幸,我從來沒有像絕大部份中國人那樣,為了反殖而倒向比殖民地更獨裁殘暴的中共政權,又或反日反美霸權卻擁護殺人更多也從不懺悔道歉的中國暴政。殖民統治雖壞,但由於中國人的統治更是壞得匪夷所思,所以,基本上任何殖民統治,相對於中國人的統治,都是較可取的。不過,曾經蒙受殖民統治之福的中國人雖已不計其數,但當中肯承認並進而反思何以中國人統治不如所有外來殖民統治的中國人,少得可憐。

我對台灣、中國、香港或西藏問題的看法,都只是緊密貫連著一兩個很單純的概念,那就是人的解放、平等和尊嚴。而且,我不是靠寫這些評論文章為生,為文徹底獨立,並像我仰慕的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和魯迅那樣給議論文字注入一些讓人賞心悅目的文學元素。大概,所有這些加起來,就是喜歡我的讀者會那樣喜歡我的文章原因所在吧。

在人的解放、平等和尊嚴這些信念底下,甚麼愛國主義、愛黨主義、民族主義都是可棄之而毫不足惜的。當我發現了公義被埋沒了,特別是在愚妄的歡呼和掌聲之下被埋沒了,我就偏要不惜工本,即使押上個人事業前途也要把它暴露出來。

為甚麼台灣人不可以政治自決?為甚麼台灣人不可以爭取獨立?我越看那些所謂反對理由就越覺其不知所云,全屬典型中國式腦栓塞邏輯。但更加令我氣憤的是,即使在自由地方,也有那麼多中國人,包括受過良好教育的中國人,都紛紛附和這些腦栓塞邏輯。這更讓我看清楚這個文明確已腐朽至極,而裡面的人就像蒼蠅依附著糞便那樣驅之不去,恰如魯迅說的:

「只要從來如此,便是寶貝。即使無名腫毒,倘若生在中國人身上,也便『紅腫之處,艷若桃花;潰爛之時,美如乳酪。』國粹所在,妙不可言。」(《熱風•隨感錄三十九》1919年)

2001年,我爭取到一個百年不遇的極罕有機會,在香港的主流媒體上發表了一篇支持台獨的文章。在此文中(即〈台灣有權獨立〉,原題為〈台灣有權擺脫暴政〉,已收錄於本文集),我相信我已經找到了台灣人要求獨立的最重要也是充份的理由,那就是擺脫暴政,就如法庭也會把虐待子女的父母跟被其虐待的子女隔離那樣。由於這論點真的搔到中國的痛處,中國當局對這文章及我本人發動了史無前例的圍剿行動,稱「中華民族也恥有此敗類 ……」,比「台獨分子」「呂秀蓮」更「猖獗」,「喪心病狂鼓吹台獨……比台灣島內台獨分子的言論更為囂張、荒謬和無恥。」其實,誰希罕做這個敗類民族的一員?

有人說,台灣不聽中國話,會有滅門之災的!所以就應任由中國魚肉了。但我始終認為,當我們被土匪打劫時,總得有反抗的自由吧。現在的情況是,這個土匪說:你反抗我會殺死你的,若我殺死你,這是你的責任,因為我已經警告過你,我是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在世界上所有的文明社會,選擇是否反抗土匪從來都是被打劫者的權利,當中包括寧死不屈的權利。無論如何,反抗土匪的權利是無可置疑的,只是是否行使這個權利呢?就得由被打劫者自行決定。

往後多篇同樣引起熱烈討論的文章,都是因在「台灣有權獨立」一文被中國打壓下,為進一步把中國神聖畫皮撕破而寫的。就如中國打壓台灣一樣,中國對我的打壓只激發了我的反抗。

可是,我卻出生在一個錯誤的地方—香港。也如魯迅說的:

「香港雖只一島,卻活畫著中國許多地方現在和將來的小照:中央幾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頌德的『高等華人』和一伙作倀的奴氣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而已集•再談香港》1927年)

今天,洋主子是走了,但換來的「中國主子」卻比洋主子更壞。譬如年薪四百萬(港元)的香港特首曾蔭權才剛剛說,香港不能搞民主,因為中國發生文革十年浩劫,就是因為太民主!若有公僕在台灣膽敢說這樣的屁話來作為在台灣推行獨裁統治的藉口,會被人當眾掌嘴的。在這樣的一種環境下,我的文章會有怎樣的下場,是可想而知的。好的中國人作家那麼少,不僅是因為中國沒有言論自由和創作自由,也是因為中國甚至香港根本就沒有足夠的正常讀者。如果台灣從世界上消失了,用中文創作就沒有甚麼意思。

所以,我特別要在此感謝香港《開放》雜誌。《開放》雜誌負責人金鐘先生讓我有自由暢所欲言,這種自由在文明得多的台灣當然已尋常得不值一提,但在香港這個以被北京爺們相中、飼養和閹割為榮的地方卻是非常罕見的。

本文集的文章初次刊登時限於篇幅而不得不時有刪節,現在都把文章的完貌呈上,並略作修飾補充,使之更為完備。我同期的其他文章則收錄於另外一本文集《來生不做中國人》,兩者可一併閱讀。

最後,非常感激急公好義的周美里小姐,沒有她的熱情推動,這批文章是難以這樣順利出版的。

鍾祖康

2007年10月 挪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