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祖康:《來生不做中國人》自序

﹝原載於《來生不做中國人》,台灣允晨文化出版,2007年。﹞

1979年,中國發生了一件大事,就是魏京生因行使中國沒有的言論自由而被判重刑。何以批評一下鄧小平獨裁就要坐牢15年?那時我14歲,對中國了解未深,對此判刑非常震撼,覺得一個政府只會是精神失常才會如此瘋狂。但我肯定魏京生只是說出事實,因為這樣的判刑正正就證明了鄧小平確是非常獨裁的暴君。

這不是教科書上面的歷史資料,而是活生生的事件,因而迫使我思考︰為甚麼中國這樣恐怖?

那個時候,學校的老師只管叫我們要以身為中國人為榮,因為中國是「禮義之邦」,和有「四大發明」,而且那個那個朝代又東征西討擴大了中國的版圖。但從來不會有老師提起我惦念的魏京生。

而幸得英國人(而不是中國人)賞賜的資訊自由之福,我得以從香港認識到絕大部份中國大陸民眾所不知道的中國大陸情況,我心裡的疑惑就越來越大:難道這就是巍巍「五千年文明大國」的風采?

然而,人人都說,這都是中國共產黨幹的,跟中國文化,甚至跟中國人也無關,他們說,中國共產黨因為違背了中國文化才會這樣做。中國依然是聖潔的。

1984年,中英兩國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敲定中國將會收回香港。鑑於中國乃以獨裁殘暴著稱於世,而且整個會談都禁止香港人參與,我認為這樣的會談和「中英聯合聲明」只應發生在奴隸身上,我還以為香港的意見領袖、傳媒和知識界會群起聲討,但令我非常震驚的是,雖然這「聲明」在英國本土引起了很大爭議,但在香港卻深受各界熱烈讚美,就好像童話「皇帝的新衣」裡面眾人讚美皇帝的新衣真漂亮那樣。

當時我感到非常迷惑,為甚麼全世界,甚至包括香港絕大部份的所謂民主派,都說這「中英聯合聲明」是偉大傑作,卻好像只有我覺得這是一份為奴隸而寫卻沒有奴隸參與起草的移交奴隸協議書。記得那年的香港信報有限公司還出版了一本《榮耀全歸鄧小平的香港前途談判》,為那個剛判了魏京生15年重刑的鄧小平塗脂抹粉。我就想,我們都是鄧小平的未來奴隸而已,需不需要這樣自作多情的妄自頌揚未來奴隸主呢?

當時我在疑惑,到底是我有問題呢,還是絕大部份的香港中國人有問題?但當我讀到魯迅說的:「中國向來的歷史上,凡一朝要完的時候,總是自己動手……都打掃乾淨,給新主子可以不費力量的進來。」(《魯迅書信集•致蕭軍、蕭紅》1935年),我就更堅信我是對的。

後來,當我在香港這中國人社會的體驗日深,我越看到,中國人即使不是在共產黨奴役下也是大都非常自私、醜陋、無聊和「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的,當中尤以奴隸性最為觸目。而且,中國人之奴性有一種令古今中外奴隸制度相形見絀的特色,就是做奴隸的往往並不覺得自己是奴隸,而最為令人嘖嘖稱奇的是,中國人奴隸通常會比其奴隸主更熱衷的去捍衛這個奴隸制度。你若不相信,你可以去中國或香港訪問一下那裡無數的中國人赤貧戶,問他們是否想改革那萬惡之源的政治體制?絕大多數中國人即使已經被中國人的獨裁統治折磨得生不如死,卻不會因而反對這個獨裁政權繼續擴張領土,塗炭更多生靈,他們都擁護獨裁的中國繼續佔領西藏或統一民主的台灣。其實,從保護地球自然生態的角度著眼,也不該再讓以暴殄天物、蹧蹋自然聞名的中國人再把魔爪伸向任何淨土吧。

當我觀察和接觸中國人越久,就越覺其不可愛,更不可敬,「禮義之邦」,口號而已。到後來,當我接觸到越來越多的被中國人誣為不夠文明的夷人時,一經對照,我更看清楚中國文明之假大空和好狡辯。

為了印證我的懷疑,我再多認識了一點中國歷史,多讀一點學校老師沒有叫我看的中國古書,和涉獵一下外國人對中國歷史的研究,我不得不相信:中國之胡天胡帝確實並非始於中國共產黨。原來殺中國人最多的就是中國人自己,並非毛澤東才這樣,而是向來如此,幾千年來人人為逞一己私慾過皇帝癮而殺戮不絕;以人肉為糧史不絕書;花費大量精力炮製出曠古絕今的酷刑;強迫婦女纏足令其形同殘廢達一千年之久,為中國人當上東亞病夫鋪路;以儒家壟斷中國思想達兩千多年;響應儒家的超世俗膚淺教義令中國的宗教發展半死不活兩千年,怕死的奴才不敢反抗暴政,怕死的主子煉丹以希求長生不老;響應儒家的「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兼重男輕女思想令中國人口失控和有量無質,進而為求生存嚴重破壞中國生態;儒家思想也令中國社會走上極端形式主義的歪途。混帳繁衍,茲不盡錄。當然,每一個民族在民智未開之時都會犯下纍纍大錯,但像中國犯得那樣深實屬罕見,特別是,極少民族像中國人那樣弱於反思祖先的錯誤,和精於為自己的民族過失辯護,把精力都花去尋覓鄰居的臭蟲。像中國那樣缺乏反思能力的文明早就湮滅了,就像人體衰老就該死去的那樣合乎自然。但奄奄一息的中國文明卻拒絕適時而死,因為它存在的理想不是體驗生命之真善美,而是像一般中國人那樣但求「活著」,甚至是能夠蹧蹋他人生命就感滿足。一個文明該死而不死,不肯適時而死,強行以極昂貴的儀器和活人的鮮血去延長其性命,這就是今天中國問題老大難的一大根源。

我所認識的中國恰恰就如魯迅說的:

「自有歷史以來,中國人是一向被同族和異族屠戮、奴隸、敲掠、刑辱、壓迫下來的,非人類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過,每一考查,真教人覺得不像活在人間。」(《且介亭雜文•病後雜談之餘》1934年)

也如歷史學家李弘祺教授說:

「像這樣的(中共的)政治經濟體系,在中國運行已經二、三千年,它不是以合理的效益為原則,也不以之為理想。它的運作,一言以蔽之,就是為維護統治機關……中國這樣的體制—讓不合理的、不公平的事情和政策繼續累積,直到它垮掉為止,然後朝代循環,一切從新開始……」(杉本信行《大地的咆哮》序言 2007年)

於是,我對中國這個所謂「五千年璀燦文明大國」的開化程度疑心越來越大。甚至連中國人最引以自豪的「好古」看來也是假的。中國史學大師顧頡剛(1893—1980)就曾寫道:

「曹植做了鄄城侯,那邊有一座舊殿,是漢武帝的行宮,他拆毀了。因為有人假借了神話來反對,他就下令道:『昔湯之隆也,則夏館無餘跡。武之興也,則殷臺無遺基。周之亡也,則伊、洛無只椽。秦之滅也,則阿房無尺梠。漢道衰則建章撤;靈帝崩則兩宮燔……。』……看了這文,誰還敢說中國人好古!」(《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偽與辨偽》 1935年)

也許,這個永遠長不大的中國老頭子真的只有遇上優質的全面殖民統治才能得救,盲目的愛他只會令他更加狂妄、墮落。

本文集主要收錄了我在過去幾年在香港《開放》雜誌刊登的文章。這些文章初次刊登時限於篇幅而不得不時有刪節,現在都把文章的完貌呈上,並略作修飾補充,使之更為完備。我同期的其他文章則收錄於另外一本文集《中國比小說更離奇》,兩者可一併閱讀。

《開放》雜誌負責人金鐘先生讓我有自由暢所欲言,這種自由在文明得多的台灣當然已尋常得不值一提,但在香港這個以被北京爺們相中、飼養和閹割為榮的地方卻是非常罕見的。

最後,非常感激急公好義的周美里小姐,沒有她的熱情推動,這批文章是難以這樣順利出版的。

鍾祖康

2007年10月 挪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