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住勞工在香港的境況及移工政策

蔡建誠
 

﹝本文撮刊於嚴潔心主編 (2005) ,《76.8%的天空:社會性別、貧窮與發展在香港(下冊)》,香港樂施會出版;全文載於李琪、 黃白露編﹝2000﹞,《海峽兩岸三地的勞資關係與勞工政策》,香港城市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 、 亞洲專訊研究中心、 香港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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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純粹從字面看來,「外勞」(1)一詞廣義應是泛指依靠出賣勞動力以賺取薪資來維持生活的外籍人士。不過,在官方以至民間的日常用法?,「外勞」卻有特定的所指,很少聽到有人會以「外勞」稱呼來港就業的歐美專業及管理階層人士,即使這類人士被當局獲准來港就業已經一段很長的時間;尤其是香港過往百多年來一直是英國的殖民地,英國公民均有自由入境、免工作簽證及無限期居留等權利。「外勞」一詞普及化於香港社會?,似乎還是不遠的事。在主流論述?,「外勞」是指那些來自所謂「第三世界」/「落後」國家的從事體力勞動的藍領工人,特別是透過幾項由政府實施的「輸入勞工計劃」的輸入勞工。例如在特區政府首次提交聯合國的人權報告中,甚至強烈地暗示「外地勞工」是指「截至1998年6月30日為止,透過輸入勞工計劃在香港工作的5,350名外地勞工」(2)。另一方面,自七十年代初期開始,當時政府已立例准許外籍人士到港擔任家庭傭工,這些移民傭工以女性佔絕大多數,主要來自東南亞較貧窮的地區。香港社會對照顧工作/家務勞動的輕視甚至使她們連「勞工」的身份也不配有,而只能以「賓妹」這個既帶有歧視而又封建的名詞統稱之。可見誰是「外籍」、誰是「勞工」/「傭工」的界定已是一件充滿階級/種族/性別歧視的事情。而這種對「外勞/傭」的集體認知/態度實在亦決定地影響著移工政策的社會建構。其中一個明顯例子是,被認為是「外勞/傭」的工人必須是單身而來,且在約滿後須在兩週內離港;但從外國甚至內地來的「專才」卻不但可攜眷到港,他們的居港條件及逗留情況均沒有前者的限制,連續住滿七年可無條件居留或申請成為永久性居民。直到最近,這種充滿歧視色彩的政策仍被特區政府大力主張和推行。
 

    本文的目的是從社會政策的角度探討造成部份移住勞工(移工)在本港所面對的各種真實困難的因素。本文主要分開以下幾部份:首先,本文將簡評近年移工問題成因的理論,並據此綜合一個多軸線的分析架構去幫助理解移工所面對的問題;跟著會回顧本港移工政策的發展過程;接著本文會討論「輸入外勞計劃」實施以來的爭議和移工的境遇;然後會以移民傭工為例,深入探討部份移工的受欺壓經驗的本質和置其於不利處境之因素。最後本文會列舉出一些各界於討論移工問題上較少出現的議題。
 
 
 

移住勞工問題成因的理論

 

個人主義/功能主義

 

 

    根據這種觀點,勞工遷移的現象一直是資本主義世界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特徵:從鄉村到都市,從經濟條件差的地區到經濟條件較好的地區。隨著交通與資訊工業方面的革命性進步,國際性勞工遷移更是全球化的必然現象;而遷移無論對勞工、勞動力移入國或外移國都是有益的。對移住勞工來說,他/她們是矢志改善生活、敢於承擔風險的自我甄選人士,移民經驗提高了其個人及家庭的收入、改善其生活水平和提高流動的機會。對勞動力移入國來說,移住勞工提供的技能緩解了本國經濟發展所造成的人力短缺瓶頸,維持了經濟繁榮。至於對勞動力外移國來說,輸出勞工是這些國家開放市場競爭、順應比較優勢的條件、推動產業結構的轉化與升級的過渡階段,並且有助拉近與勞力移入國之間的所得差距(3)(4)(5)(6)。
 
 

    儘管這種說法點出了造成國際勞工遷移的一般因素,包括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勞動力供需失衡和所得差距,可是,這種說法有以下的錯誤:首先,它忽略了在國際間的貿易與資本轉移猛增的同時,各國對勞工遷移設下的明顯的邊界管制﹝跨國企業的管理人員很大程度上除外﹞。其次,這個觀點忽略勞動力移入國制定的引入移工政策對不同性別、群族、階級、世代的移工的重要影響。最後,輸出勞工與推動國家的經濟成長沒有必然關係,甚至可能打擊社會發展﹝例如人才流失、家庭破碎等﹞。
 
 

新全球性管治論(New Global Governance)

 

 

    在一個資本自由流動的全球化時代﹝也就是勞動者、生產過程、交通運輸、產品消費者與大自然之間的結構關係正式脫勾的時代﹞,市場機制論者所大力推祟的所謂「比較優勢」的說法往往掩蓋了一個重要事實:各國政府為了追求這種在全球競爭中脫穎而出的「優勢」,盡量降低國內人權保障和環境保護的標準以吸引外資,造成各國之間「競劣」﹝racing to the bottom﹞的局面,反而導致了不少社會問題,例如環境破壞、剝削勞工、貧富懸殊和因生產線遷移造成的地區性失業等(7)。事實上,對很多勞工輸出國來說,與其說輸出勞工是經濟踏入發展軌道的過渡階段,不如說這是社會面臨解體的徵兆。
 

    不少論者已指出,由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性組織大力推動的企業議程 (Corporate Agenda),對北半球的龍頭國家對所謂「第三世界」的剝削和控制具有推波助瀾的作用,是後者﹝特別是亞洲各國如菲律賓﹞輸出勞工的重要原因(8)(9)。例如國際貨幣基金會及世界銀行透過「第三世界」的債務,要求後者推行各項「結構性調整計劃」,包括大幅減少社會服務開支、壓制工資增長、解除對外資投資的限制、貨幣貶值、取消對食物和交通的補助金、推行國營事業私營化等,結果造成負債國通脹高企、傳統農業生產式微、失業和貧窮嚴重惡化,甚至助長族群衝突和軍法統治等,迫使人民基於經濟或政治的原因離開家園,而急於養活國內家人的勞工也只能被迫接受在別國內高勞動強度的剝削(10)。
 

    這種國際性視野的分析將移住勞工的討論帶離了個人主義和功能主義視「存在」就是「合理」的局限,指出勞工遷移與國際性資源和權力不平等分配的關係。不過,這種分析卻忽略了輸出勞工國政府向外推銷勞動出口的政策﹝而疏於例如對中介人或機構的規管﹞對移工的保護的影響。而且輸入勞工國本身的政策對貧國勞工的出國遭遇可能有更決定性的影響。
 
 

種族層階論與制度化種族主義

 

 

    近年「種族」這個概念不斷受到社會學家的質疑,原因是擁有一定相同身體特徵的人群,其內部的生理差異甚巨,不會少於人群之間的生理差異(13);「種族」的觀念因而被認為純是一個社會建構,是一種意識形態,作用是保障優勢族群對社會空間的支配(14)。例如社會階梯分野和排列的職業,不平均地被某一族群所霸佔,成為一個隔絕制度,弱勢族群缺乏資源和權力無法改變現狀,只能被隔離在社會下層和勞工階級內。在資本主義世界發展史上,這種支配曾以不同的面貌出現,例如南非的經濟便是建立於少數白人剝削大多數非白人勞工的隔離制度基礎上。
 

    就移工在輸入國的處境來說,種族歧視更存在於輸入國的政府官僚行政程序和法律制度中,即所謂「制度化種族主義」﹝institutionalized racism﹞(15)。自由勞工﹝相對於封建奴工來說﹞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必要條件,是勞動力的流動與價值的交換前提,以便每個出售勞動力者能自負其「個人」行為成敗之責,成為主動進入僱傭關係的動機製造者。所謂制度化種族主義,是勞工輸入國根據「種族」或「國族」的基礎來制訂有限的公民權責條款,「合法」移工的特殊性正在於輸入國往往通過法律將移工變成一個「不自由的勞工」,不具有就業自由、且失去工作即等於失去逗留權,令移工基本上失去和僱主進行勞動條件議價的能力。此外,「合法」移工往往不享有與本地勞工同等的僱傭保障,如工資保障、工傷賠償、醫療保障、結社自由、罷工權與集體談判權等;政府對移工的社會保障、社會服務和職業輔導與培訓的需要亦缺乏承擔,結果導致移工困在厭惡性行業當中備受僱主剝削(16)。當然,這種安排和規定的運用﹝如只限於體力勞動工人而不是管理及專業級的人員﹞本身也是刻意製造層級分野的。
 

    在這方面來說,「合法」移工其實是建立在一種制度化的不平等權力關係上的。對資方來說,此種制度化了的關係成為資方剝削移工的基礎,使資方可以以極低廉的勞動成本去購買到與本地勞工幾近等值的勞動力,引起移工與本地勞工之間的競爭與對立,成為資方獲取勞動力市場主控權、瓦解本地工會抵制的重要武器。
 

    種族層階論與制度化種族歧視進一步讓我們把分析移工處境的焦點放到具體的社會組織和社會制度上,對理解不同「種族/階級」的移工在輸入國的差異處境提供了重要的線索。不過,要理解移工所面對的欺壓與歧視的根本原因,還必須深入分析勞工輸入國引進移民的歷史及過去對新移民之政策,以及個別族群在輸入國的獨特歷史,使我們進一步細緻地去理解部份移工處於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邊緣位置的過程(17)。
 
 

移住勞工女性化

 

 

    以往對移住勞工的討論從來沒有將性別問題提上議程。可是,自九十年代以來亞洲女性移工的急劇增長令這個問題再不能被忽略。亞洲移工女性化﹝feminizaton of Asian migrant workers﹞的現象有以下幾個方向:一、女性合法移工與非法移工﹝後者包括逾期逗留、偷渡、以旅客或其他身份入境、被人蛇集團販賣入境等﹞佔所有移工比例的大多數;二、亞洲區的女性移工多數由南亞較貧窮的地區單獨前往中東富裕的石油國、日本或東南亞的新興經濟強國工作;三、輸出國大力推動女性勞動力出口,賺取外匯償還外債;四、對女性移工的家庭來說,出國工作是整個家庭的生存策略,這些女性為了成全家庭的利益犧牲自己的個人發展;五、大部份的移民女工都面對著一個性別分隔的勞力市場,只能從事家庭傭工、娛樂事業、成衣與紡織工場或甚至性服務等這些傳統上被父權體制定義為屬於「女性化」的職業;六、移民女工﹝特別是家庭傭工、從事娛樂事業和性服務的﹞面對著嚴重的剝削、虐待和性暴力的威脅;七、移民女工從事的工種往往不被輸入國視為正式工作,被豁免於法定的僱傭保障之外﹝18﹞(19)。因此,缺乏性別敏感度的措施未必能真正解決女性移工所面對的欺壓。從性別軸線的角度切入移工問題去制定政策,才能改善移民女工過往較為隱蔽的處境。
 

    從上述有關移住勞工理論的討論中,我們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去理解香港使用移工的問題:移工進入香港及其後的勞動經歷不盡相同;這種差異與香港社會的種族/階級和性別關係與意識形態有關;政府政策﹝如輸出國的出境政策,香港的入境政策及勞工立法等﹞對強化或扭轉移工的處境有重大的影響。
 
 
 

香港移工的人數、行業分佈、國藉及經濟狀況


    截至1998年年底,香港有3,906名移工是通過補充勞工計劃入境在港工作,主要從事豬場工人、護老院服務員、保安員、衣車車工及廚師的職位。隨著興建新機場及有關工程的峻工,只有184名通過為這些工程而設的特別輸入勞工計劃的移工仍在港工作。上述這些「輸入外勞」主要來自中國及泰國等地。此外,有180,604外籍人士﹝大部份為女性]在港擔任家庭傭工,她們約有78%來自菲律賓,其餘有18%來自印尼,餘下來自泰國、印度和斯里蘭卡等地(20)。此外,根據1996年的人口普查資料顯示,香港尚有17萬外籍人士在港就業,他們主要來自英國、美國、日本、加拿大等地。在所有「合法」移工當中,其中以菲律賓藉傭工的工資最低,當時工資中位數只有$3,750,而以美國藉的管理階層僱員工資最高,工資中位數達$35,000,後者是前者的9 倍(21),似乎驟眼看來種族層階論非常符合香港的情況。單在1998年內,政府共批准了14,920名專業人士、行政及管理人員來港就業。另外直至1998年底,共有602名專業人士及管理人員通過一項自1994年實施的內地專才試驗計劃在港工作(22)。
 
 

表─1996年香港中期人口統計 (省略﹞
 
 

    在「非法」移工方面,我們沒有太多資料顯示他們的工作情況,只能從媒體知道他們一般在街市、快餐店、食肆、商鋪、建築地盤和工廠工作。在人數方面,1997年入境處總共進行了1,897次拘捕行動,共拘捕了3,992名移工﹝23﹞,其中922名在建築工地內拘捕(24)。被拘捕的移工包括非法入境者、雙程證持有人、逾期居留旅客和外傭等。在國藉方面,被捕的移工來自包括中國大陸、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菲律賓、斯里蘭卡和尼泊爾等地。
 
 
 

香港移工政策的發展過程


    由於篇幅所限,在這?我們無法就香港的移工政策的歷史背景之特殊性作深入地分析,只能集中討論一些較為明顯的情況。過往在英式殖民地統治時﹝特別是較早期時﹞,白人仗其國勢在政府公務員架構和私人企業中均佔據高層的職位。1997年前的人民入境條例更賦予英國公民自由入境、免工作簽證及無限期居留香港的特權。此外,香港作為國際商業及金融中心,吸引許多所謂「第一世界」的專業及管理階層人士來港工作,但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政府對於這些來自白人為主的國家的就業人士的政策都是十分寬鬆的。這種白人優越主義的傳統是造成殖民地政府忽視本港種族歧視問題的原因。例如,政府於1997年2月發表的《平等機會:關於種族歧視的研究》文件便自稱應以「無事莫生非」﹝25﹞的態度去看待應否通過立法處理本地的種族歧視問題,即使眾多例子皆證明內地新來港人士、移民傭工及少數族裔在本港各個生活領域均遭遇到不少歧視的態度和對待。另一方面,香港本身也是移民社會,1996年香港人口中有32.6%是中國內地移民,其餘六成在港出生人口上一兩代也大都自內地移居香港。僅在1978至1980年間,香港以當時有限條件尚能吸納了三十萬名內地非法移民,促進了八十年代經濟的迅速發展(26)。隨著七、八十年代的經濟起飛、港英政府在公共房屋、教育及運輸各方面的投資、高度膨脹的大眾傳播和普及文化的發展等因素,港人經年累月漸漸點滴自發形成複雜多元的文化身份和本土意識,這種紛雜的經歷和意識是難以簡單用「共識資本主義」或「回歸一統」的宏大論述去約化和定位的(27)。不過,對部份香港居民來說,對所謂「落後」的「第三世界」﹝特別是中國內地﹞人民的負面定型卻成了肯定自己相對「優越」的自我感覺的文化資源(28)。
 

    本文附錄簡要地列出了香港的移工政策的發展過程。綜合來說,香港移工政策的發展有以下的趨勢:

﹝一﹞ 香港政府在移工的引進上,以及移工在勞動力市場與政治地位方面,扮演著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不僅在政策層次上將「外勞」劃分為「合法」與「非法」兩大類,亦通過對不同職業/階級的「合法」移工的不同管理,間接地制約了移工在本港的社會生活經驗。
﹝二﹞ 對不同職業/階級的「合法」移工,政府的政策截然不同。例如「兩星期規定」﹝下詳﹞只適用於體力勞動工人而不適用於管理級或專業的外籍人士,而後者除可帶同家人來港生活,更可以申請取得本港居留權。
﹝三﹞ 政府對「輸入外勞計劃」的「外勞」和移民傭工權益的保護,主要透過由「標準僱傭合約」方式進行。這種做法原則上使這兩類移工能享有與本地一般工人相同的最低法定僱傭標準保障,並且得到僱主提供住宿和免費醫療的安排。此外,亦透過入境處和勞工署等部門制訂移民傭工的最低工資,並規定輸入計劃的「外勞」的工資必須與同類職位的本地工人工資相若。但由於種種政策性疏忽,這些權利的落實,遭遇很大的困難,兩類移工均往往因此淪為「血汗勞工」﹝下詳﹞。
 

    正如上文所說,香港各界對「外勞問題」的認識與關注,才是短短近十年的事,而且由有關政府應否引進「外勞」的爭論所引發。1988年9月當時財政司翟克誠曾表示「勞工短缺問題,短期而言對本港工業及其他行業的發展有些影響;但長遠則對香港經濟的發展有好處,因為可以迫使僱主增加設備和訓練更多的人材,提高生產率。」前港督衛奕信在當年的施政報告中亦表示:「在經濟蓬勃的發展下,勞工短缺為理所當然現象,工人亦應合理地分享繁榮的成果。」(29)不過,香港政府卻於1989年順應工商界的要求,首先宣布實施「一般輸入勞工計劃」,配額為每年3,000名技術人員或技工,然後於次年擴大此計劃,列出十八個根據空缺多寡排列的行業,批准僱主從外地輸入2,700名技術員和技工、10,000名具一年經驗的操作工人,到1992年時又再把名額增至每年25,000人;此期間容許輸入「外勞」的行業由最初偏重於製造業漸漸轉為偏重於服務性行業(30)。另一方面政府亦將新機場及有關工程輸入「外勞」限額從90年的2,000名增至94年的17,000人及96年的27,000人。當初,政府根據一項公式計算不同行業的「外勞」配額,而職位空缺率正是該公式的一些考慮因素。如果單從這個公式分析,職位空缺由僱主申報,申報的數字越大,就可能獲得更多的配額。當時已有工會人士投訴僱主對本地工人提出過低的薪酬和過高的學歷要求,虛報空缺率爭取輸入「外勞」(31)。
 

    從資方的一貫立場來說,實施各項「輸入外勞計劃」是應付各行業勞工短缺的快捷手段;而部份學者專家則分別以本港的人口結構老化、出生率下降、勞動參與率減少、工資上漲、競爭力減低、勞動力市場欠缺彈性等理由為政府引進「外勞」提供憑藉(32),但亦有學者擔心,除了影響本地工人的職業保障外,輸入「外勞」亦會增加本地的社會福利和醫療福利開支、造成非法居留、偷渡及治安等問題(33)。
 

    另一方面,本地工會普遍對引進「外勞」的措施充滿敵意,認為是官商勾結的表現,會拉低本地工人工資、阻撓爭取福利、 搶走本地工人「飯碗」、並且阻礙工人轉業﹝例如由製衣業轉去建築業或服務業﹞。事實上,以製造業為例,在八十年代末及九十年代初僱主匯報最高的職位空缺率時,行業已出現了較高的失業率(34)。當本港失業率由1994年的1.9%上升至1995年的3.2%,而1995年後半年更發生多宗新機場工潮事件,更加深了公眾對輸入勞工計劃的不滿。經過多年的抗議後,當時教育統籌科1995年底首次承認「在本地工人過剩的職業類別中,工作性質與許多由『一般輸入勞工計劃』外勞所擔任的工作類似」(35),保留新機場的特別輸入勞工計劃,但提出取消二萬五千名一般輸入「外勞」,而改為五千名補充勞工,後再將名額減為二千,僱主必須經過一段招聘時間未能聘請本地工人才可申請輸入「外勞」,由勞工顧問委員會監察計劃的運作。
 

    教育統籌局於1997年12月發表檢討文件,認為補充勞工計劃已導致僱主須優先聘請本地工人,及輸入「外勞」填補確實的職位空缺兩大目標。不過當局卻同時建議在1998年3月實施另一項建造業不設配額上限輸入勞工計劃,以應付未來數年陸續展開的多項基建和發展項目,解決人力需求問題。僱主必須優先聘請通過由建造業訓練局或職業訓練局舉辦的中級工藝測試的本地工人,才可輸入「外勞」。此建議公佈後勞工團體強烈反對,認為僱主可壓低工資阻止本地工人求職,名正言順申請輸入「外勞」,而工藝測試亦歧視學歷程度較低的工人,在強大輿論壓力下,行政會議最後宣佈將計劃擱置。
 

    香港的輸入「外勞」問題一直是極具爭議性,僱主和勞工團體對所謂「勞工短缺」的說法有截然不同的理解,而各行各業的勞工市場供需情況亦時有變化,政府需要提出較準確的預測方法才能有說服力。近日,紡織製衣業以「難吸引新人入行」的理由要求政府輸入「外勞」以應付美國查「潛水貨」的難關,便成為爭拗的最新焦點,勞工團體指責資方再次只為維持豐厚的利潤﹝包括藉炒配額圖利﹞,妄顧生產工序北移,大批製衣業工人開工不足或被迫轉業的事實(37)。
 

    過去十多年以來,香港資本家在以企業利益為主的考慮下,已經不斷地將生產性工序遷移往內地或其他國家地區,部份資方一再埋怨「難吸引新人入行」,如果不能把生產工序外移,政府便應輸入「外勞」舒緩壓力,解決「勞工短缺」的問題。可是這種說法其實假設著現存的所謂「缺工產業」﹝例如建築業及製衣業﹞的勞動條件是合理,甚至是理所當然的;並且又隱含工人需要無條件接受開工不足和收入不穩定﹝例如製衣業的件工制、建造業的散工制和判頭制﹞和有高度危險性﹝如建造業的工業傷亡率在所謂「已發展地區」中一直名列前茅﹞等惡劣工作環境。眾所周知,在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下勞動成為可被量化﹝幣值化﹞的勞動力,如果我們再從「輸入外勞計劃」以來移工被克扣工資和強迫加班的普遍情況來看,那麼起碼對部份僱主來說,所謂「勞工短缺」只不過是「不願付較高工資」的堂皇說法,需要引進「廉價」而又願意從事高強度勞動和高危險的工作﹝但又用完可棄而不用負擔其社會成本﹞的移工以維持競爭力,而不是支付成本改善勞動條件和設備來提升產業的生產力。
 

    另一方面,這些「廉價」「外勞」的「競爭力」又是造成本地勞工惶恐擔憂的原因。因此,爭論雙方對「應否輸入外勞?」縱使立場截然不同,但基本前提都是把「廉價勞工」這個「事實」﹝及背後的制度性因素﹞視為必然。單就本地工會方面相對資方的長期積弱處境來說,採取防禦性的策略權宜可能無可厚非,但這種看法很有可能不自覺地強化本地工人與移工之間的隔膜與矛盾,而無法轉化為壯大工運的培育與合作力量,長遠來說對工運的發展、對勞工主體性的呈現方面是未必有利的。正如以性別、年齡、傷健等範疇製造出勞動力市場的等級區隔一樣,如果所謂「工廠遷移」與「引進外勞」其實都只是資本家在全球化年代追逐最大利潤的應對策略,那麼本地工運便不可避免要思考「外勞」與本地勞工共生的可能﹝例如爭取同工同酬、合理工資的真正落實﹞以及把握國際連線的拓展契機。
 
 
 

香港「輸入勞工計劃」的移工境況

 

 

    事實上,自實行「輸入外勞計劃」而來,移工被剝削的情況就從沒有中斷過。早在1991年政府曾表示「外地僱員在適應上並無嚴重問題。大多數公司表示,外地僱員對有關的工作程序已相當熟識。勞資關係一般來說不錯,無論是管理階層與外地,以及外地勞工與本地僱員均是如此。」(38)可是截至當年10月,就是勞工處派員視察時已發現多宗違例事件,包括「非法克扣工資、僱員居住環境惡劣及沒有獲給予法定假期」,涉及1,420名1989年或1990年入境的移工(39)。於新機場核心工程進行期間,更發生了連串對移工明目張膽的剝削事件,自1995年9月開始多宗涉及大批移工的工潮事件相繼爆發,涉及人數高達當時在本港的「外勞」人數的一半(40)。經過一輪追源及始之後,不少立法局議員更認為本港容許輸入勞工是讓無良商人有機可乘的罪魁禍首,應徹底終止輸入勞工計劃。
 
 
 
 

表──機場核心工程輸入勞工的部份勞資糾紛個案  (省略﹞
 
 

    多年來協助移工爭取工作權益的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曾列出僱主、勞務公司和中間人剝削移工之手法如下:
 

秘密協議減工資: 僱主、勞務公司或中間人在移工來港前講明:在港工作實得工資比合約為少,移工必須回扣部份工資
買賣移工配額: 僱主將移工出租或賣給其他公司,從中取利
改變工種: 移工來港後擔任的工作與合約不符,僱主以低工資工種代替高技術工種,以便減低經營成本
克扣加班費: 僱主沒有根據合約規定的加班比率支付加班費給移工
工資自動轉帳後再被回扣: 僱主按法例規定以自動轉帳方式支付工資後,再強迫移工回扣部份工資:以現金或自動轉帳方式交回僱主、勞務公司、中間人等。
沒收移工提款卡: 僱主或勞務公司沒收移工提款卡,便可從中提取移工帳戶內部份工資
巧立名目回扣工資: 僱主或勞務公司強迫移工先簽借據,再每月以自動轉帳方式或現金回扣部份工資
欺壓工傷移工: 僱主隱瞞工傷事故,不向勞工處呈報,甚至解僱仍未報工傷的移工
扣起移工護照: 僱主或勞務公司扣押移工護照、身分證等個人文件,對移工造成心理威脅,不敢站出來投訴,恐怕被遣返回國
禁制投訴: 移工來港前要與勞務輸出單位簽定合同:不准向當地政府、工會、傳媒或社團投訴,否則會被遣返國內
﹝資料來源: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外地勞工關注組﹝1998﹞。《工道》,第十三期。﹞
    從當時整個新機場工程移工被剝削事件的討論中,大致上可歸納以下幾個造成移工不利處境的因素:

一. 輸出國地區勞務輸出政策問題:以中國內地的情況為例,勞務公司由勞動局監管,代表政府辦理輸出勞工的工作;可依法扣除不超過內地工人境外工資收入高達百分之二十五,以支付「教育培訓費」、「出國動員費」、「國內管理費」及「勞保費」等項目,每年為內地帶來數十億美元的外匯與稅費收入(41)。勞務輸出由各級地方政府及勞動部門經營,涉及審批權、配額分配管理和出入境申請,容易成為部份官員以權謀私的工具(42)。勞務公司借勞工急須工作的心態非法索取高額的介紹費和管理費,進行中間剝削或貪污,勞工因支付高昂的費用,在入境前往往已債台高築。另一方面,工潮發生後不少移工投訴遭駐港勞務公司人員恐嚇,擔心回去後會遭輸出單位及政法機構的秋後算帳而不敢造次(43)。
 

二. 勞資權力嚴重不對等的問題;承建商又與勞務公司勾結分工,強逼工人簽署不明所以的合約和轉賬通知書、扣起銀行存摺及提款卡、每月克扣工資、伙食住宿條件惡劣卻又收取昂貴的食宿費、要求移工超時工作、甚至扣起身份証和護照,限制人身自由(44)。造成無良僱主有恃無恐一個重要原因是僱主只須按照所簽合約給予有限補償,便可單方面無理解僱工人,然後申請引入另一批移工;而按規定僱傭合約終止後「合法」移工必須於最多兩星期內返回原居地,否則觸犯人民入境條例;這種種安排本身就已經令移工與僱主在勞動條件的談判基礎上大大下降。1996年頭機場工程工潮發生後部份曾投訴移工遭集體解僱事件,正是資方訴諸權力以此殺雞儆猴的粗暴例子(45)。由於有移工被解僱和遣走的前例,其他移工便可能敢怒不敢言,以免血本無歸,因為即使是「合法」來港,來港打工的決定是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的。這樣的情況無非是給僱主極大的空間去壓制移工的不滿,利用「外勞」身份所造成的生存條件上的差異大加剝削。
 

三. 本港政府監管機制的問題:機場工潮發生後勞工處被批評為監管措施不足﹝例如勞工督察巡察時所會晤的工人全由僱主安排和在僱主代表面前舉行﹞,難以察覺移工被剝削的情況,而在資方克扣移工工資等事件曝光後,又沒有果斷地去檢控僱主,有被動和不力之嫌(46)。此外,香港工程承建向來有「承包制」的傳統,新機場工程統籌署被指只審核總承建商之整體申請,卻沒有研究二判或三判的工程費是否合理,助長炒賣「外勞」配額的風氣。再者,總承建商投得的每項工程動輒數以億元計,次承建商嚴重違例,但總承建商卻可以推卸責任、置身事外(47)。1996年2月,政府當局宣佈實施新措施,包括新機場工程統籌署將審核分判工程合約;規定僱主向移工派發僱傭合約副本、工資紀錄和簽收表;移工的工作簽證上列明不得轉換僱主、工種和工作地點;勞工處在工人抵港前視察住宿設備;工人須自行負責膳食;及加強巡查和勞動法宣傳等(48)。
 

前立法局人力事務委員會於1996年1月至6月期間舉行多次研訊會議研究新機場核心計劃特別輸入勞工計劃所涉及的勞資糾紛,並集中研究中國及泰國的輸入勞工做法。該委員會於同年7月發表報告書,確認移工被僱主有機可乘被無理克扣工資,主因是「有關計劃實施方面的細節並不嚴謹,規管機制亦不完善,以致特別輸入勞工計劃備受濫用」,建議政府立例監管「中間人」和勞務公司的活動,但亦應按本地勞動市場的變化對「外勞」配額上限不時作出檢討和調整,設立一獨立機構負責監察輸入「外勞」,確保本地工人的利益不會受損害(49)。
 

    另一方面,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亦於同年11月公布廿一間獲授權辦理向香港輸出工人的勞務公司名單;禁止中間人及香港僱主直接到內地自行招聘工人;及經營公司向工人收取的服務費及為工人保留職位的原單位收取的費用,各不得超過工人月底薪的百分之十二點五,並在出國前一次過向工人收取…等措施(50)。不過,這些措施除了可能令移工被迫借貸出國﹝為了繳付高達四份一月底薪的費用﹞外,又同時規定「如﹝移工﹞違反與經營公司所簽訂的合同,按內地有關規定處理」及「在…發生勞資糾紛時,經營公司必須代表勞務人員﹝移工﹞出面交涉」等。但倘若缺乏有效監管這些「合同」和「規定」是否合理、「代表」是否稱職的獨立機制,則正如上文顯示,難保不會歷史重演。

    正如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外地勞工關注組幹事蔡麗玲指出,當局推出上述所有這些措施後移工被剝削的情況沒有本質上的變化,只是由於新機場工程竣工,移工人數銳減,而又由於補充勞工計劃的移工個別地分散到各個行業工作,就算被僱主剝削亦難以組織起來,吸引不到媒體的注意而已。
 
 
 

香港移民傭工的境況


    自1973年開始,政府已立例准許外藉人士到港擔任家庭傭工,初期主要是為滿足少數外籍公務員及行政人員的需要,因而曾受美國殖民而懂英語的菲律賓女工便被引進來擔任傭工的工作。八十年代起隨者本地經濟起飛,很多中產家庭都僱用移民傭工,令本地婦女可以外出工作以應付生活開支的增加(51)。當然,這也反映男權社會「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安排是如何的穩固。一直以來,移民傭工在香港社會各個領域中均得不到平等的尊重,例如曾有不少個案移民傭工被僱主以「膚色太黑」為由解僱、被禁止使用大廈住客升降機、進入會所物業和使用設施、居民反對設立傭工中心、被投訴「佔用」公共地方等(52),其中的原因除了是部份香港人對移民傭工的種族/文化歧視外,亦可能是由於家庭傭工在漢人社會的層級位置:傭工一直存在於漢人社會,傳統上被賦予一個位階明確的「僕人」、「下人」位置,不少香港僱主對移民傭工的呼喝態度其實正是這種封建觀念的現代再複製﹝53﹞。
 

    本地學者進行有關移民傭工問題的調查研究可說鳳毛麟角,八十年代只有一個由學者Carolyn French於1986年發表有關香港菲籍傭工的調查。在訪問的1,209名女傭中,大部份來港前有工作經驗,例如傭工、文員、甚至教師或護士等,近半數有城市生活的經驗,大部份教育程度在高中或以上,近四成學歷更達專上程度,挑戰不少香港人對菲傭的定型;逾六成菲傭的工資低於當時政府規定的最低月薪,二成多沒有合約訂明的私人房間(54)。九十年代有關移民傭工的大型研究要算是由亞洲移民中心﹝Asian Migrant Centre﹞進行的兩個研究:一個於1991年完成,訪問了2539位移民傭工,國籍包括印度﹝106位﹞、斯里蘭卡﹝39位﹞、菲律賓﹝1720位﹞及 泰國﹝321位﹞(55);另一個於1994年完成,訪問了100 名印尼籍傭工(56)。綜合這些研究及近年報章報導,香港移民傭工的工作情況有以下幾點:
 

﹝一﹞ 僱主克扣工資情況嚴重。接近三成﹝28.5%﹞的移民傭工沒有獲得合約規定的最低工資,以印度籍及斯里蘭卡籍的傭工被克扣工資的幅度較嚴重;超過八成﹝86%﹞的印尼籍傭工更領取不到合約列明的最低工資。政府統計處於1997年發表的資料亦顯示兩成﹝20.8%﹞傭工的月薪少於當時法定最低工資﹝$3,750﹞(57)。政府的資料並沒有根據傭工的國籍劃分,但平均高達兩成已是一個嚴重的數字,這個數字比民間的數字為低,原因可能是訪問對象是僱用傭工的住戶,相信有部份僱主隱瞞實際情況。1999年3月一項調查亦顯示超過六成的印尼籍傭工被僱主克扣工資,平均每位被訪者只取得法定最低工資﹝$3670﹞的一半﹝54%﹞(58)。
﹝二﹞ 普遍工時過長。接近八成的移民傭工每天工作超過14小時,超過三成更每天工作超過16小時;其中超過八成﹝86%﹞的印尼籍傭工每天工作超過十四小時。
﹝三﹞ 僱主違反僱傭條例的情況嚴重。超過三成(33.5%)僱主沒有依法給予勞工福利﹝如有薪年假、法定假日、疾病及醫療津貼﹞。僱用印度籍及斯里蘭卡籍傭工的僱主更分別有超過四成及接近六成不依法給予傭工勞工福利;超過七成﹝76%﹞僱主更不依法給予印尼籍傭工休息日,差不多全部﹝96%﹞僱主更不給予印尼籍傭工任何法定假日。
﹝四﹞ 虐待及性騷擾。分別有超過一成﹝12.8%﹞斯里蘭卡籍及半成﹝5.7%﹞印度籍傭工曾遭受僱主虐待;半成﹝5%﹞的印尼籍傭工曾遭受僱主性騷擾或虐待。
﹝五﹞ 非法工作。四分一﹝25%﹞印尼籍傭工被僱主私相授受為其他僱主工作,近二成﹝18%﹞則被迫在僱主工廠、商鋪或辦公室工作。值得一提的是,移民傭工一旦被當局當場查獲,僱主和傭工都觸犯刑事罪行,但僱主被罰後仍可以聘請外傭,傭工就可能永遠不能再來港工作了。
﹝六﹞ 非法扣起傭工護照。七成﹝69%﹞印尼籍傭工遭僱主扣起護照,另有近二成﹝17%﹞遭勞務公司扣起護照。
 

    上述的研究顯示,不少移民傭工都曾在僱傭合約期間面對不同形式的苛待。不過,如果純粹從羅列各類型「投訴」個案的方式去處理移民傭工在香港的處境,則無法理解各類型「投訴」之間的共通點和關係,以至這些個別「糾紛」背後之不平等權力關係。綜合來說,造成移民傭工在香港的不利處境,有以下幾方面的因素。
 

﹝一﹞ 家務勞動的本質。傭工的工作特色,是從事一直被社會認為屬於女性「份內」的照顧工作。「無酬化」的家屬照顧令照顧的社會價值被模糊被遺忘,婦女在照顧中所付出龐大且艱困的身心壓力被隱沒其中,擔負照顧工作的女性更被排拒於獨立自主權﹝如社會保障﹞之享有與平等之社會尊重,而政府則透過私化照顧責任,從它應負起的責任﹝如社會服務﹞中撤出(59)。在這種父權意識底下,在不少東南亞輸入傭工的國家如新加坡及台灣,移民傭工根本得不到與其他「正式」勞工同等的僱傭待遇(60)。香港雖然透過勞工處和勞資審裁處建立了一個處理傭工與僱主之間勞資糾紛的制度,亦規定僱主必須與移民傭工簽訂一份標準僱傭合約,但始終未有規定傭工的工作時間,令傭工基本上處於廿四小時隨傳隨到的工作環境中,很難有固定休息時間。此外,傭工的工作另一項特色是居住和工作均在僱主家中,令傭工容易失去私隱,增加受到性暴力或是身體/心理虐待的機會(61)。社會把家庭界定為「私人事務領域」的結果又有力的阻止公眾對移民傭工處境的討論和關注(62),這亦反映在執法機構對檢控違法僱主的「自由放任」態度(63)。
﹝二﹞ 入境條例的限制。其中最重要的要算是所謂「兩星期規則」。根據這項自1987年4月實施的規定,移民傭工的聘用合約被任何一方提前中止後,其工作簽證就自動轉為訪客簽證,只可在香港逗留最多兩星期,之後便須回原居地。如果想再次在港工作,便必須在原居國家再行申請新的工作簽證。入境處在批准移民傭工轉工有很大的酌情權,但傭工必須負起舉證責任證明遭僱主苛待。由於要在兩星期的短暫時間內尋找新僱主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不少遭僱主剝削或虐待的傭工也只能啞忍,因她們尚要支持本國家人生活和靠工資還債,生怕遭僱主藉故解僱後便要被遣返回國。這條條例明顯地違反了國際勞工公約有關移住勞工的「逗留權利不應單純因合約終止而遭取消」的規定,並且充滿了種族/階級歧視的意識,甚至連聯合國人權委員亦曾指「剝削了她們﹝移民傭工﹞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建議香港政府廢除﹝64﹞。但直到最近特區政府仍然以防止「黑市勞工」為理由堅持繼續實施此規定,不理會此規定的影響與它想要達成的目標適得其反。
﹝三﹞ 訴訟程序的失誤。如果移民傭工想追討欠薪,在透過勞資關係科、勞資審裁處追討以至上訴期間,須不斷向入境處申請延續簽證,訴訟期間﹝長達三至十八個月﹞也不能找尋工作維生,只能依賴由慈善機構開設的庇護所救濟,否則可能要露宿街頭;加上部份官員對移民傭工的惡劣態度和語言障礙等問題,迫使不少傭工放棄行使和追討法定的權利(65)。
﹝四﹞ 中介機構的剝削。移民傭工來港,往往要先要付出一筆數目龐大的介紹費給勞務公司,來港時已經負債纍纍,在負擔本國家人生活之餘還要靠工資還債。不少勞務公司更暗中與僱主勾結,強迫傭工簽署各樣空白收據和欠單,然後名正言順地每月扣減工資。倘若傭工投訴僱主行為不當,這些中介機構更會出面出言恐嚇,迫令傭工放棄追討。1999年初入境處便搗破了七間剝削印尼傭工的僱傭公司,涉及二千九百多名傭工(66)。
﹝五﹞ 移民傭工在本港的社會支持網絡。個別傭工單憑自己未必足以理解或行使其權利。根據上述研究顯示,不同國藉的傭工在香港的境遇有一定的分別,例如印尼、印度及斯里蘭卡籍的女傭較菲律賓籍的境遇更差,與人數、教育程度、輸出國政府的態度和為社群謀取權益的非政府組織是否活躍等因素有關(67)。部份僱主在休息日或法定假日禁錮傭工外出,一個後果是令傭工無法與外界溝通並覺醒自己遭遇不公平的對待。
 
 
 
 
 

對香港移工政策的評議

 

 

﹝一﹞ 根據上文的討論顯示,有關移工的社會政策範圍廣闊,而且涉及國際關係,使問題十分複雜。總括而言,在保護移工權益方面,必須包括對仲介機構的規管、社會服務的提供、移工對法定權利的認識、對執法機構官員的再培訓、移工團體/工會的參與、勞工立法和國際公約的落實、以至文化的平等等多個範疇。針對本港部份移工的不利處境,我們對香港政府有以下的建議:
 

﹝1﹞ 對中介機構方面,現時所實行由私營機構包辦的中介制度必須徹底改革。固然輸出國和香港政府可透過發牌制度、限額收費、立法守則和加重刑罰等方式去加強對中介機構及代理公司的監管,可是過往大量的經驗顯示,仲介機構與僱主聯合一起利用勞工急於出國的心態大加剝削,手法往往非常精妙,有憑有據,能逃避執法機構的監察,而且當中涉及輸出國政府部份官員的貪污或以權謀私。因而一個較為徹底的做法是香港政府主動要求輸出國政府,兩方面協調設立由關注移工團體/工會參與監察運作的公立組織,以低廉或免費的收費去負責招募勞工的事宜。就算不取消私營仲介機構的經營權,引入優質的公營服務,本身也有助於迫使私營機構減少剝削移工的行為。
﹝2﹞ 對剝削勞工的僱主和勞務機構,必須施以重罰,包括禁止其再次申請輸入移工、公開其名單、取消其投標香港政府或半官方機構合約的資格、提高罰款、對情況嚴重者應施以監禁。
﹝3﹞ 為了保障移工能追討被剝削的權益,必須簡化現時的訴訟程序,盡量縮短排期輪候法庭審訊的時間,而且,入境處、警局、勞工處、勞資審裁處、小額錢債仲裁處、法律援助處等各個部門負責處理移工問題的官員必須接受適當的訓練,理解移工工作環境的特殊性;並且各部門必須為當事人提供稱職的傳譯員;政府亦應向為移工設立庇護所的志願團體提供租金上的優惠,解決移工在訴訟期間的住宿問題。
﹝4﹞ 取消「兩星期規則」這條帶有種族/階級歧視的規定,並根據國際勞工公約,容許移工在適當的條件下轉換僱主(69),而條文必須公開和清晰,執法機構如入境處的任何酌情權均受法律規定。
﹝5﹞ 根據國際標準,為本地勞工與移住勞工制定最高工時;制定不公平解僱法、加重對僱主的罰則;立法保障勞工參與工會的權利和集體談判權。
﹝6﹞ 撥款鼓勵志願機構向移工提供服務,包括勞動法諮詢、情緒輔導、權利教育和職業培訓,開展各樣社群合作活動;同時鼓勵志願機構向香港市民舉辦教育活動,促進本地文化與外國文化的交流,推動文化的多元及族群之間的學習、互助、友愛與平等。
 

﹝二﹞ 有關「非法」移工的問題。現時我們除了從報章媒體獲得執法機構追捕「非法外勞」的消息和知道「非法外勞」會面對監禁的重罰外,基本上無從得知這些移工的情況。我們不清楚目前這些所謂「非法外勞」有多少是逃跑的「合法外勞」,又有多少是遭犯罪組織販賣或欺騙入境的。事實上,現時國際間討論「非法」移工問題的層次,不但包括有關造成勞工要非法遷移的制度性成因,亦包括移工的安全權、公平審訊權、免受酷刑或不人道待遇權、思想和言論自由權等;甚至去到公平工作條件權、獲緊急醫療救助權、財產擁有權和其子女受教育的權利等各方面(69),但香港社會的討論仍然停留於單純視「非法外勞」如盜匪,執法機構更以捕捉多少名勞工作炫耀﹝如以什麼「冠軍行動」來命名逮捕行動﹞。特區政府最近在提交聯合國的人權報告中,也填上「取締非法勞工」一項,當作促進本地工人就業的措施(70)。當國際間討論的趨勢是關注到「非法」移工可能比「合法」移工面對更高度的剝削和職業傷亡的風險、各國政府部門對待「非法」移工的措施必須合乎人道等(71)時,特區政府卻隻字不提移工在本港是否受到執法和司法機構公平的對待。當然維持一定的邊界管制可能無人敢反對,但探討「非法」移工的處境,有助我們改善本港與輸出國的移工政策中不合理的地方,甚至促進國際間﹝如就貧窮問題﹞的了解和支援合作,從根本層面去減少「非法」移工的現象(72);但香港社會對「非法」移工的理解幾乎是空白,這實在是很落後的(73)!
 

﹝三﹞ 最後,社會大眾所信賴的意識形態,其實對社會政策的形成有重大的影響。對於「外勞」「問題」,我們經常從媒體中聽到不少港人﹝包括政府官員、立法會議員和專家學者﹞擔心或抱怨「外勞留港時間太長,會不願離開」、「外勞不是本港市民,不應享用納稅人花錢的社會服務」、「外傭來自『落後』國家,為什麼要給她們那麼『高』的工資?」、「僱主每月包吃、包住、還有來回機票、醫療保險、假期等福利,幹嗎還得寸進尺?」、「外傭懷孕、僱主貼錢買難受、又增加社會負擔」、「『人人』都減薪了、外傭可免嗎?」、「成班『賓妹』霸住中環,有損市容,影響旅遊業」等。我們卻鮮有聽到有人關心「外勞/傭」在本港的社會生活如何?社會服務設施是否平等地開放給她/他們?她/他們在本港失業後沒有收入沒有住房是怎麼渡過的?生病時怎麼辦?部份社會人士對「高級」「專才」寵愛有加:「他們是人力資源,可幫助香港發展成為高科技、高增值的經濟」,生怕條件不夠優厚,他們不肯前來;卻從來沒有認真討論過開放移民或者給與居留權/公民權予長年辛勤付出勞動建設香港社會的「外勞/傭」;不少移民傭工在香港工作多年,仍然擔驚受怕。在很多港人的想法?,都是抱著對「外勞/傭」「用完即棄」的態度,視「外勞/傭」純粹為生產機器,想得到廉價勞動力的好處,但又不願負擔「使用過程」的社會成本,忽略了移工同時是一個完整的人。這種種論述不但投射出狹隘的本位主義和種族/階級歧視,更將人格貶為商品,是對人的價值的嚴重扭曲。
 
 
 
 
 
 
 
 

後記

 

 

    如果說1997年亞洲泡沫經濟隨金融危機而爆破的代價,主要由在各國生活的勞工階層家庭承擔,恐怕不會有錯。除了本地工人要面對失業、通脹、低工資的境況外,亞洲區的移住勞工亦同樣要面對本國家人的貧困和外國工作機會的減少的雙重壓力。在不少移工輸入國家如馬來西亞、新加坡、南韓、日本和泰國等,移工不但同樣要面對企業裁員的威脅,亦要面對政府﹝不問其在當地的居留時間或曾對經濟的貢獻﹞的警權、遣反甚至驅逐,那些留下來也要接受更低的工資和更惡劣的法律保障和工作環境(74)。這意味著在缺乏勞工組織和法律的保護下,移住勞工與本地勞工互相爭奪有限的工作機會的印象將會日漸強化。在香港,這兩年亦是移工權利嚴重倒退的時期:主流輿論一方面反對企業單方面減薪,另一方面又對政府最後宣佈削減移民傭工最低工資5%全盤贊成,不理會削減前的水平﹝$3860﹞與本地工人的比較已是極度低微;然後勞工處建議容許僱主與懷孕傭工協議解除合約,讓僱主與僱員享有更「靈活」的安排,實際上是單獨解除對移民傭工的生育保障;最近更有政團建議向移民傭工徵收 20%的稅款作為她們使用公共設施的費用,理由是她們「不是永久性居民」(75)。一方面是傭工被僱主剝削和無理解僱的投訴大幅增加(76),另一方面是僱主團體呼籲政府取消最低工資、讓市場「自由」調節移民傭工「市價」的聲音卻不絕於耳;而「外勞/傭」在媒體上仍多以「消失」﹝absence﹞的方式呈現。國際平等精神還是種族主義最後將佔據香港社會有限的公共領域,有待時間考驗。
 
 
 
 

附錄:香港移工政策的發展過程簡介 (省略﹞

 

 
 
 

註釋:

 

 

1. 國際勞工組織傾向運用「移住勞工」﹝migrant workers﹞,而不是「外勞」(Foreign Workers)這個名詞,原因是考慮到各國間的勞工遷移是全球性的問題,而「外勞」這詞往往帶有本位色彩。不過由於「外勞」這名詞在香港已流行一段日子,本文姑且仍有意識地運用這個稱謂。
2. 中華人民共和國﹝1999﹞。《就香港特別行政區按照〈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提交的報告》,第33頁。
3.  Battistella, G. (1998). “Mig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Asian Migrant, Vol XI, No.1.
4.  Lee, S. M. (1996). “Issues in Research on Wome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Labour.” in G. Battistella and A. Paganoni (Eds.), Asian Women in Migration.  Philippines: Scalabrini Migration Centre.
5.  Moussa, H. and Taran, P. (1996). “Globalizaton and Migration.”  Asian Migrant Forum, Vol.11.
6.  林潔珍、廖柏偉 (1998)。 《移民與香港經濟》。香港:商務印書館。
7.  Brecher, J. and Costello, T. (1994) Global Village or Global Pillage: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From the Bottom Up. Boston: South End Press.
8.  Cruz, M. (1995). “ Global Economy, Foreign Debt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The Case of the Philippines.” Asian Migrant Forum, Vol 10.
9.  Lim, L.L. and Oishi, N. (1996 ). “International Labour Migration of Asian Women: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Policy Concerns” in G. Battistella and A. Paganoni (Eds.), Asian Women in Migration.  Philippines: Scalabrini Migration Centre.
10. Asian Migrant Centre and Freedom From Debt Coalition (1999) “Cancel Unjust Foreign Debt!” in Asian Migrant Yearbook 1999. Hong Kong: Asian Migratn Centre Ltd.
11. 陳政成(1998)。〈社會歧視:一個多面性的探索〉,載於《政策透視學報》。香港:香港政策透視出版。
12. Dijk, T.A. van (1993) Elite Discourse and Racism.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3.  Giddens, A. (1997)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4.  同註12。
15.  Braham, P., Rattansi, A. and Skellington R. (eds.) (1992). Racism and Antiracism: Inequalities, Opportunities and Policies.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Inc.
16. 朱柔若(1998)。《社會變遷中的勞工問題》。台北:揚智文化。
17. 同註4及註11。
18. 同註9。
19. 參考松井矢伊﹝1999﹞。〈全球化時代中亞洲國際移工的女性化〉,載於《亞洲勞動快訊》第三期;及 Hossain, H. (1998). “Asian Womenm Migrant Workers: Current Trends, 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Problems.” In Asian Migrant Yearbook 1998. Hong Kong: Asian Migrant Centre.
20. 香港政府勞工處,《勞工處處長報告1998》。
21. 香港政府統計處,《一九九六年中期人口統計─簡要報告》。
22. 同註20。
23. 同註2,第21頁。
24. 《信報》,1998年8月29日。
25. 香港政府布政司署政務科(1997)。《平等機會:關於種族歧視的研究諮詢文件》,第34頁。
26.  同註6。
27. 吳俊雄﹝1998﹞。〈尋找香港本地意識〉,載於《明報月刊》,總387期。
28. 馬傑偉﹝1996﹞。《電視與文化認同》。香港:突破出版社。
29. 王銳添﹝1991﹞。〈再論勞工短缺與輸入勞工〉,載於《明報月刊》,1991年7月號。
30. 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外地勞工關注組﹝1993﹞。《工道》,第三期。
31. 同上。
32. 參考歷年The Other Hong Kong Report.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中各篇關於勞工與就業的文章。
33. 同註29。
34. 同註30。
35. Hong Kong Government Education and Manpoower Branch(1995). General Labour Importation Scheme: A Review Report and the Way Forward.
36. 教育統籌局(1997)。《檢討補充勞工計劃》文件。
37. 參考當時各報章的報導。
38. 教育統籌科(1991)。《輸入外地勞工》文件。
39. 同上。
40. 立法局人力事務委員會(1996)。《就新機場核心計劃特別輸入勞工計劃的輸入工人所涉及的勞資糾紛的有關情況及其所引起的相關問題進行的研訊報告》。
41. 良生(1995)。〈中國政府應重視大陸外勞工潮〉,載於《明報》,95年12月4日。
42. 陸德泉(1995)。〈大陸外勞回國或會被開刀〉,載於《經濟日報》,95年11月29日。
43. 參考當時各報章報導。
44. 同上。
45. 同上。
46. 周國強(1995)。〈應打擊剋扣外勞工資─勞工處責無旁貸〉,載於《星島日報》,1995年11月29日。
47.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1996)。〈港府監管外勞太寬鬆〉,載於《星島日報》,1996年3月5日。
48. 同註40。
49. 同註40。
50. 《文匯報》,1996年11月9日。
51. Fernando, T.(1996). 〈繁勞背後的污點:香港外籍家庭傭工〉,載於《思》,96年第3 期。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出版。
52. 同註25。
53. Cheng, S.A. “Migrant Women Domestic Workers in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Taiwa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G. Battistella and A. Paganoni (Eds.), Asian Women in Migration.  Philippines: Scalabrini Migration Centre.
54. French, C. (1986). Filipina Domestic Workers in Hong Kong: A Preliminary Surve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55. Asian Migrant Workers Centre(1991). Foreign Domestic Workers in Hong Kong: A Baseline Study. Hong Kong: Asian Migrant Workers Centre.
56. Asian Migrant Centre (1994). Nowhere to Turn to: A Case Study on the Indonesian Migrant Worker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Asian Migrant Centre.
57. 香港政府統計處﹝1996﹞。《專題報告第十四號》。
58. Asian Migrant Yearbook 1999. Hong Kong: Asian Migrant Centre Ltd.
59. 劉毓秀主編﹝1997﹞。《女性?國家?照顧工作》。台北:女書文化。
60. 同註53。
61. 同註51。
62. 同註59。
63. 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1999)。《人間路》,第四期。
64. 同註2,第31頁。
65. 同註63。
66. 《經濟日報》,1991年1月8日。
67. 同註53。
68. Taran, P. (1999). “Achieving Migrants Rights: The Global Campaign for the Ratif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In Asian Migrant Yearbook 1999. Hong Kong: Asian Migrant Centre.
69. 國際勞工組織第143號公約第8章規定「合法」移工的逗留權不應單因失業而取消;並有權與本地工人同樣享有就業保障、政府提供的就業機會和再培訓服務。而第151號建議書更具體建議應最少給予移工一段相當於其有權領取失業金的時間去尋找新的工作,並應相應延長移工的逗留權。第143號公約第14章更規定「合法」移工逗留兩年或完成第一份工作合約後﹝以較短者為準﹞有權自由選擇職業,政府並應採取措施確認移工的職業資格。
70. 同註2。
71. Harima, R. (1999) “Report on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igration.” In Asian Migrant Yearbook 1999. Hong Kong: Asian Migrant Centre.
72. 同上。
73. 有鑑於「非法」是個負面的情緒字詞,有可能阻礙對「非法」移工處境的關注,國際社會現傾向以「非正規」﹝irregular﹞或「無證」﹝undocumented﹞去取代「非法」一詞,如只將移工區分為documented/ undocumented migrant workers。
74.  Asian Labour Update, Vol.27.
75.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ct 15 1999.
76. 《明報》,98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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