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與共生

「新移民」「問題」研究報告

蔡建誠
﹝本文全文由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政策研究組發表, 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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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前言


香港是移民社會,1996年香港人口中有32.6%是中國內地移民,其餘六成在港出生人口上一兩代也大都自內地移居香港。單在1978至1980年間便有三十萬名內地非法移民到港,促進推動八九十年代經濟的迅速發展。不過,儘管香港居民本身很多也是來自內地的合法或非法移民或其後代,當稱呼來港時間較短的內地移民為「新移民」時,卻極少聽見較久居者會以「舊移民」自居,「香港人」與「新移民」仿彿是兩個截然不同的自足範疇,成為在社會生活中可以順手牽來把人區別和歸類的方便符碼。

在不少香港居民的眼中,「新移民」不僅是外來者,種種壞事似乎都是因為有了「新移民」的緣故。香港心理學會的一項調查便顯示,被訪者﹝在港出生或居港滿十五年﹞較多對「新移民」抱有歧視性的看法,認為「新移民」擁有更多的不良特質,包括無知識、無禮貌、不講衛生、貪心等,對社會有更多壞的影響,包括與「香港人」爭飯食和爭社會福利、治安問題、住屋問題及人口太多,而「新移民」的困苦更多是因為他們未能盡好份內的事所導至,而不是制度使然﹝註1﹞。「新移民」這個語彙,似乎往往變成了一籃子負面刻板定型的同義詞。

把「新移民」視為「外來者」並不限於民間社會市民的日常用語,不少有關「新移民」的調查研究似乎都不自覺地暗含類似傾向,其中包括部份有關「新移民」的生活「適應」研究。無可否認,這些研究對讀者了解新來港的內地移民的需要和困難有不少的貢獻,但自相矛盾之處是往往忽略「適應」是個價值含蘊﹝value-laden﹞的概念,意味著「新移民」要「進入」、「融入」及「適應」的「社會」是「正常」和「健康」的,有把「存在」實化和合理化的危險,看不到這個要「新移民」「融入」和「適應」的「社會」,本身可能千瘡百孔,或者超碼對被界定為是「新移民」的人充滿系統性歧視和排斥。

「我們」﹝「香港人」﹞與「他/她們」﹝「新移民」﹞之間的差異,在近年「綜援養懶人」以至「居港權事件」的輿論中,更是被發揮得淋漓盡致。不少論者把矛頭直指「新移民」「依賴」政府的社會福利,「伸手要綜援」、「生仔要公屋」,瓜分了香港市民的寶貴資源,對香港社會造成沉重的負擔;當然亦有學者力排眾議,指出「年青力壯」的「新移民」為香港提供大量廉價的勞動力,有助減低香港社會「人口老化」的情況,推動香港的經濟再次高速成長。可惜,論戰正反兩方在深層意義上其實分別不大,都是從功利主義出發只想要「新移民」的經濟價值,不願見到這些「外來者」享用「我們」的社會資源,與「我們」擁有相同的權利。最大的問題,是這些論述對解拆「新移民」與「香港人」之間的二元對立﹝dualism﹞,以至理解香港的發展經驗和其歷史性,實在沒有多大的意義。

本研究之主旨是反思近年香港社會的所謂「新移民問題」。我們希望透過這個研究,嘗試解答以下的問題:

一、 探討造成香港社會近年所謂「新移民問題」的背景;
二、 分析導致部份「新移民家庭」遭遇經濟困難的因素;
三、 理解部份「新移民家庭」面對經濟困難時所採取的策略;
四、 向工會、勞工團體、社會服務機構及政府作出建議。

在第二章?,我們會透過統計資料分析,初步挑戰所謂「香港人」與「新移民」之間的主客對立關係。在第三章?,我們會透過個案研究,了解部份「新移民家庭」的生活狀況,並藉此探索香港的實際發展經驗。在最後一章?,我們會評論現時與「新移民」有關的社會政策及作出建議。
 

 第二章:「新移民」的「問題」


本章的內容,主要是透過分析政府發表的人口統計資料,交代香港現時所謂「新移民家庭」的一般狀況,並且作為下一章的背景資料。我們不厭其煩的引用這些本來不算「驚人」的人口統計數據的目的,是希望讀者緊記所謂「新移民問題」是一個整體香港社會的結構性問題,這個不難明白的道理,卻因近日「居港權事件」的恐慌而消失殆盡。

正如文首所說,無論對「新移民」「依賴」本港「社會福利」的評價是正面還是負面,現時的主流論述普遍視「新移民」為「外來者」,與「久居安業者」競奪社會資源。這種看法首先的錯誤,固然是忽略移民一直是香港社會的有機組成部份﹝表一及可參考林潔珍、廖柏偉 1998;Siu1996):就移民社會的本質而言,所謂「新移民」與「本地人」的劃分除了是個政策干預/行政管理層次的名詞外,更多時只是任意﹝註2﹞的分類方式,運用時往往合理化對「他者」的「標準」看法和歧視;亦難以將現時的所謂「新移民問題」,放回本地社會的脈絡去思考轉化的可能性。
 
 

表一、香港人口的出生地分佈 ﹝省略﹞
 

另一個嚴重錯誤,是忽略了現時大多數的所謂「新移民」來港是為了家庭團聚,是本港居民的家人。根據政府統計處在一九九六年十月至一九九七年一月期間進行一項有關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人士的調查顯示,來港者女性所佔比例達六成半﹝65.2%﹞,其中在二十歲以上的人士當中,女性的數目是男性的3.6倍。民政事務署一九九八年三至五月的調查更顯示,新來港的二十歲或以上人士的男女比例更低至134:1000。此外,根據上述統計處的資料顯示,來港定居未足七年的女性有近六成半﹝64.5%﹞是已婚人士,而男性則只有二成﹝21.4%﹞,前者是後者的三倍。至於來港定居未足七年的人士當中,二十歲以下的佔四成﹝42.7%﹞,其中十五歲以下的又佔三成﹝31.9%﹞。總體來說,來港未足七年女性年齡中位數為三十歲,以已婚女性佔大多數﹝71.9%﹞,男性則為十六歲,近八成﹝77.9%﹞從未結婚﹝表二、三﹞。最清楚顯示近年內地新來港人士與香港居民關係的數據可在歷年香港年報中找到﹝表四﹞。這些數據顯示現時來港的所謂「新移民」主要是來港與居港的丈夫/父親團聚的婦女和年幼子女,與香港居民有著直接血緣或婚姻的關係,就算她/他們的居港年期較短,也不能被簡單視之為「外來者」。
 
 

表二、按年齡及性別劃分的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人士數目 ﹝省略﹞

表三、按婚姻狀況及性別劃分的內地定居未足七年人士數目   ﹝省略﹞

表四、來港定居的中國居民與香港居民的關係分佈 ﹝省略﹞
 
 

前文提到現時來港的「新移民」大部份是來港家庭團聚的香港居民家人。如果我們再留意這些在港親人的社經背景,則會發現現時所謂「新移民問題」其實離不開香港的社會結構的脈絡去理解。政府統計處在九一年和九六年分別進行了兩個對在中國內地結婚﹝而配偶仍住在該處﹞的香港居民的調查。比較八九十年代不同結婚年份的香港居民數目,我們可以看到沒有跡象顯示往中國內地結婚的香港居民數目有減少的跡象,這期間亦是本港經濟高速成長的時代。這些香港居民當中以男性佔絕大多數﹝1995年調查佔88.6%﹞;他們的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在全港中位數以下﹝1995年調查:$8,000;全港工作人口$10,000﹞;較多屬基層工人﹝非技術工人比例:1996年調查佔25.7%;全港工作人口為16.9%﹞;雖然他們的教育程度不高﹝小學程度或以下:1995調查佔51.5%;全港工作人口21.9%﹞,但並不限於年長男性﹝1996年調查:年齡30-39佔27.3%;40-49佔27.2%;50-59佔18.5%;>=60佔21.2%﹞﹝表五─十﹞。

政府統計處在今年七月發表的調查亦顯示,在九萬七千六百名在出生時父或母已居港滿七年的港人內地登記婚姻子女在港的八萬三千七百名父母當中,七成是男性,百分之八十三為四十四歲以上,逾五成只具有小學程度。這些家長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只有七千二百元,百分之四十五﹝44.6%﹞月入少於七千元,百分之十九﹝18.7%﹞月入更少於五千元,即以全港人口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一萬元計算,這批在港家長接近兩成人屬「就業貧窮」﹝月入在工資中位數一半以下﹞,與全港勞動人口的就業貧窮率12%比較,這批家長就業貧窮的情況足足嚴重了五成﹝表十一﹞。
 
 

表五、按結婚年份劃分的在中國內地結婚而配偶仍住在該處的香港居民數目  ﹝省略﹞

表六、按年齡劃分的在中國內地結婚而配偶仍在該處的香港居民數目  ﹝省略﹞

表七、按性別劃分的在中國內地結婚而配偶仍在該處的香港居民數目 ﹝省略﹞

表八、按教育程度劃分的在中國內地結婚而配偶仍在該處的香港居民數目 ﹝省略﹞

表九、按每月就業收入劃分的在中國內地結婚而配偶仍住在該處的就業香港居民數目 ﹝省略﹞

表十、按職業劃分的中國內地結婚而配偶仍住在該處的就業香港居民數目 ﹝省略﹞

表十一、有登記婚姻子女*在內地的就業香港居民每月收入 ﹝省略﹞
 
 

如果現時所謂的「新移民」大都是來港與家人團聚的,而她/他們的在港親人又大多數正是社會經濟地位較低下者,那麼我們可以說,所謂「新移民問題」其實很大程度上是本港勞工階層的經濟脆弱處境的延續。這樣看來,「新移民問題」的產生與香港的實際發展經驗其實有重要的關係,我們更加沒有理由,簡單去視「新移民問題」純粹為「外來者」的﹝適應﹞問題。

事實上,統計處的調查再次顯示,在十五歲以上來港未足七年人士的困難中,最普遍為「居住環境擠迫或差」,其後依次序為「收入不足以負擔日常開支」、「難於尋找工作」、「未能操流利廣東話」及「租金昂貴」,即是以房屋為最普遍的困難,其次是就業及語言問題﹝註3﹞。其中「未能操流利廣東話」是涉及「香港文化身份」的界定,是香港社會究竟能接納多少差異的問題,近年陸續有論者對此提出分析﹝註4﹞。至於在房屋和就業方面,我們不能輕視部份新來港人士其特殊困難的嚴重性﹝特別是因「新移民」這個身份而面對制度性歧視﹞。但同時相信讀者也心?有數,房屋和就業並非僅是「新移民」的問題,也是本港普羅市民,特別是低收入階層家庭的普遍問題。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及樂施會進行的香港低開支住戶模式研究便顯示,九十年代低收入戶房屋開支大幅上升,是造成他們要壓縮食物開支及其他開支的主要原因﹝註5﹞。近年的經濟結構轉型,惡劣就業環境的威脅不平等地集中在大量女性及年長勞工身上;金融危機爆發後情況更為嚴峻。更確切點地說,資源和權力分配不公的體制,可能是造成許多來港與家人團聚的「新移民」,與其他在香港幹活的基層勞工,陷入經濟困難的共因。這樣說來,部份政府官員和媒體將近年社會服務的支出和綜援個案的增加歸咎於「新移民」﹝註6﹞,不但毫無根據﹝參考表十二﹞,兼且有轉移視線、製造代罪羔羊之嫌。
 

表十二、新來港人士綜援個案數目 ﹝省略﹞
 

下一章我們探討部份「新移民家庭」在香港的生活狀況。當然,被視為「新移民」的人士其處境與其配偶/父母的社經地位無必然的關係,我們並不打算提倡一種階級決定論的觀點,又或是再生產女性是「依賴者」的定型;還必須探討社會政策在維持被界定為「新移民」的成員和其家庭的不利處境上所扮演的角色。這會是再後一章的討論範圍。
 

 第三章 富裕城市中的「新移民家庭」


為了進一步了解所謂「新移民家庭」的生活狀況,我們在本年八月至十一月期間,透過勞工團體和社會服務機構的介紹,以個案研究的方式訪問了二十三個有新來港﹝居港未滿七年﹞成員的住戶。這樣的抽樣方法明顯不能保證我們可以取得一個在統計意義上具有代表性的樣本﹝註7﹞。由於我們的目的是在於深入瞭解部份「新移民家庭」陷於就業及經濟困難的背後成因、他/她們對身處環境的看法、與他/她們面對這些困難時所採取的策略,基於這些考慮,我們仍認為以個案研究作為研究方法﹝相對於量化式調查﹞是較適合的。這一章的討論,主要是報告我們的訪問結果。

在這二十三個住戶中,接受我們訪問的人士,包括十九名於內地結婚的香港居民及十一名居港未滿七年的人士,當中七對是夫婦。這些住戶的人數由二人至七人不等,其中二人有一戶,三人有八戶,四人有五戶,五人有三戶,六人有四戶,七人則有二戶,總數九十九人。這?其中十七戶的戶主是在內地出生的男性,在較前時期隻身移居香港生活和工作,住戶成員包括在內地出生而在較近期才來港居住的妻子或子女,部份個案中內地出生的妻子或子女仍留在內地,其餘成員則是本港出生的子女。另外三戶的戶主亦是較前時期從內地移居香港的男性,後來兒子或/和內地妻子相繼來港投靠,兒子後來又再回內地結婚,他的內地出生妻子或子女則於較近期才來港三代同住。只有一戶戶主是在香港出生的男性,與母親和較早時從內地移居香港的妻子同住。最後一戶的戶主是一名近期才來港居住的女性,丈夫最近過身,與兩名兒子在港生活。
 

第一部份


我們一共訪問了十九名於內地結婚的香港居民,這些被訪者全是男性。由於我們希望知道這些被訪者較早時在本港勞動市場的經驗會否是影響他們日後選擇於內地結婚的因素,而又由於這些被訪者當年都是來港謀生的人士,我們粗略地根據這些被訪者的來港年份進行初步的劃分。據這些被訪者的憶述,他們來港的時間分別是1950年前:1名;1951年-1960:3名;1961年-1970:3名;1971年-1980年:11名;1981年後:1名。若根據香港限制內地移民政策﹝林潔珍、廖柏偉 1998;Siu1996)的劃分,則他們來港的時期分別是1950前﹝內地人自由進出香港﹞:1名;1950-73年﹝非法移民酌情權時期﹞:7名;1974-1980年﹝抵壘政策﹞:10名;1980後﹝撤銷抵壘政策﹞:1名。不過,由於部份被訪者來港時間久遠,他們對來港的實際年份也不太記得清楚,上述第二項分類只能為讀者提供一個大概的印象。
 

個案一

我們訪問了一名在四十年代中期移居香港的男性。陳先生今年六十六歲,在廣東省出生,父母早逝,當時只有十三歲的他與朋友1945年從澳門來到香港謀生。「個陣時邊駛身份證者?坐架大船就係人都可以來。」來港後在一間粉面鋪打工,到五十年代時老板結業,轉行在某紗廠當學徒,後來又在布廠、雜貨鋪等做了十多年散工,「乜都做過。」後來經朋友介紹下轉行做看更,「一做就做左廿年」。陳先生在香港一直居無定所,通常寄居於各個僱主的店鋪內,後來當看更時則與四名同事同住於只有八十呎的宿舍內。他於八八年時回鄉認識了現年三十六歲的妻子,雖然當時工資仍是低微,但「一直咁耐搵唔到錢,係個陣時先至稍為有份穩定的既職業﹝看更﹞」,一年後妻子在內地產下一名女兒,兩年前又在香港產下一名兒子。陳先生的十歲女兒於去年年尾始獲准來港,但妻子的申請仍未獲當局批准。他帶著兩名孩子在九龍城某層舊樓租了間只有七十呎的板間房,每個月還要交一千六百元租,等了四年還未輪到公屋。他最近弄傷了腳,被迫提早退休,到現時還未能找到工作,每個月都要依靠朋友的救濟。雖然不太願意,但還是正考慮申請綜援。

我們訪問了六名在五十年代後期至六十年代初期來港的男性。這批被訪者所代表的類型,是因當時內地發生大規模的飢荒,而被迫偷渡來港求生的人士;與陳先生一樣,這些沒有資金和特殊技能的前期移民,為香港經濟發展初期,提供了廉價的勞動力。在六名被訪者之中,在較早年時回內地結婚前,他們當中分別各有二名從事酒樓雜工和信差,其餘二名分別從事製衣廠工人和任職海員。隨者本港經濟結構轉型,這批現年五六十歲的被訪者大部份與一般年紀較大的基層工友一樣,面對就業困難的威脅,或只能在市場上找到一些低工資低保障的工種。
 

個案二

李先生,五十五歲,於一九六二年由內地隻身來港,當時只得十八歲。「當時共產黨,餓死好多人…老豆老母無口左」。他在深水土步一帶的籠屋居住了幾十年,「幾蚊一個月,住到百五蚊,再住到三百蚊。」。他來港後先後做過地盤散工和碼頭苦力,又在塑膠和毛衫工廠工作,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因工廠開工不足,他先後做過茶樓雜工和在街邊賣報紙,三年前他經社工介紹下找了一份護衛員工作,每天工作十二小時,朝早五時起床從深水步乘車到山頂一棟高尚住宅當值,晚上十一時才回到家,月薪只有七千元,「公司無乜點,係工頭見我老,成日『恰』我,個的放假﹝有薪年假﹞,輪極都唔到」,這份工作一直做到現在。他八五年四十歲時回鄉下結婚,太太後來先後產下了三名兒子。「年紀大,搵錢唔易…自己養自己,一個人就得,香港娶老婆,皮費好重。」「香港錢,內地見駛好多。」經過幾年申請,現年四十餘歲的李太和十三歲的大兒子於去年六月自內地來港,「一直唔知幾時得,口黎之前個半月,政府至通知。」但七歲和八歲的兒子的申請仍未批准,只能留在內地。李太來港後因不懂廣東話找不到工作,只當過幾日酒樓清潔,平時在家打理家務和照顧兒子。為了讓太太和兒子有棲身之處,李生去年在旺角某唐樓租了間100呎的房間,每月交租二千五百元。他九三年時開始以單身人士身份申請公屋,一直未有著落,現時太太和兒子居港又未滿七年,他擔心上樓更加遙遙無期,「加左名,唔知等幾耐。」雖然現時生活開支比以前大增,但李生仍然渴望早日見到內地兩名兒子來港與家人居住,「無人照顧,無書讀,好淒涼…」。
 

我們訪問了十一位在七十年代﹝71-80﹞移民本港的男性居民。這?面除了其中一名是與母親持單程證於1980年合法到港的男子,到港投靠於六十年代移居香港的父親外;其餘全部是在撤銷抵壘政府前偷渡來港。這十一人所代表的類型,是在七十年代的移民潮時期進入本港的青年男性。這個時期的男性移民,為本地廠家提供了七八十年代的廉價勞動力,減輕了成本上漲的壓力。這個時期進入香港的男性移民,許多從事如建造業和飲食業等一些許多土生土長的香港居民所不願擔當的勞累工種,收入和開工日數都很受景氣影響。由於他們的移入使當時香港中下階層的成年男性比例大大超過女性,加上他們受到社經地位所限,當時不少人唯有回內地成家立室﹝註8﹞。在這十一位被訪者中,除了一名移居香港前已在內地結婚外﹝這位來港後幹了十九年廚房職工﹞,其餘十名被訪者許多年前回內地結婚之時在本港分別從事建造業﹝雜工:7名﹞、製造業﹝布廠工人及針織廠工人:2名﹞及飲食業﹝賣點心:1名﹞的基層工種,他們當時的居住環境普遍非常惡劣,其中露宿的、住在臨屋、木屋及舊樓板間房的各有兩人,只有兩人來港時因能投靠在港的家人,得以住在家人的公屋或舊樓物業內而已。
 

個案三

張先生,四十八歲,於一九七七年從廣東省偷渡來港,當時二十五歲,「個陣時係鄉下耕田,每個月賺得十蚊。」「我游水黎,一上左岸就即刻去搵差館報到,的人仲唔知幾咁歡迎你來。」,他來港後住進了較早期已移居香港的父親的公屋,一直在地盤做散工,開工經常不穩定,最近他又再失業。他1984年三十二歲時回鄉結婚,「我地係地盤做,碰口碰面都係男既,好難聚到老婆。」他的妻子後來在內地產下了二女一子,在香港也產下了一女。張先生於七年前開始申請在內地的妻子和子女來港,現年三十六歲的妻子先在二年前來港,其餘現時年齡由七至十三歲的子女亦於年半前到港。他們一家七口現時在觀塘區一間三百呎的公屋居住,每月租金一千八百元。由於他現時失業,全家的收入依靠在快餐店當清潔的妻子,她工資只有五千元,這份工每天要工作十小時,每月也只休息四天,老板卻向她說這是「兼職」,不想給她其他法定勞工福利。張先生也擔心他讀小學的幾個子女追不上本港的課程,「無錢請人幫佢地補習,她們的英文好差,書簿習作費、返學車費好貴。」張先生卻不打算申請綜援,「未去到呢個地步…而家見步行步喇,?呢的野好麻煩,你想要,人地都未必肯比你。」
 

我們的十九位在內地結婚的男性被訪者中,其中一位是在八十年代﹝1985年﹞才來港,亦即抵壘政策撤銷之後。
 

個案四

黃先生,三十五歲,持單程證合法到港時只得二十一歲,來港後投靠住在九龍東區公屋的父親,他父親當年51歲,來港五十年。「阿爸好想我黎,公安話阿爸唔夠老,我未夠資格,要等阿爸到六十五歲,先至可以黎…後來阿爸使左的錢,我就黎左呢度。」只有初中程度的他來到香港後十多年一直做地盤散工,開工一向不穩定,結識異性朋友也不易。他於一九八八年回鄉結婚,兩年內太太先後產下一子一女,一年後黃太持雙程證來港時再產下一名女兒。黃先生95年開始申請黃太和子女來港,半年前黃太和十歲兒子始獲准來港,但九歲次女仍在國內,由黃太在鄉下的妹妹照顧。黃先生父親近年已退休,黃先生則轉行做廚房,每天工作十小時,每月工資一萬元。黃先生五名家人居住的公屋只有百多呎,每月租金六百餘元。黃太不時需要奔波中港兩地探望她的次女,及給錢妹妹作為照顧女兒的生活費。說到次女問題,她既擔心又不滿,「等左咁多年,無理由唔比我地一齊落黎。」在港,她要照顧一戶人的起居飲食。「一早揍的細路返學,然後買食送,煮飯比老爺,下晝打掃屋企,然後揍細路放學,夜晚又要煮全家既飯…平日晚上仲要揍的細路去﹝社區中心﹞補習。」她非常擔心她兒子的學業,「個細女讀一年班,讀得好叻,最近仲科科一百分。個大仔就跟唔到D英文,話哂三年班都深的…我又唔識同佢補習,老豆成日鬧佢,話佢睇完書即刻唔記得,我就同佢老豆講,個大仔讀得好辛苦,如果佢早的落黎,可以好似個妹咁。」雖然家務擔子不輕,黃太希望在子女放學前幾小時內找到份兼職,增加家庭的整體收入,她去過一些快餐店集團,見過幾次清潔工,每次都因時間不能配合子女的放學時間而放棄。
 

小結


一個又一個的個案,見證了香港本土過去幾十年的實際發展經驗,也讓我們看到現時所謂的「新移民家庭」的社會建構,與不斷產生新的低下階層的香港社會的密切關係。就上述我們訪問過的在內地結婚的十九名男性被訪者來說,他們普遍在香港長期幹活了廿多卅年以上,結婚時的年齡由廿三歲至五十九歲不等,其中在三十歲至三十九歲結婚的有十一名,共同點是結婚時普遍從事基層工種如建造業或製造業的低職級工人,當年回內地結婚的原因除了是自覺在港難以結識到異性朋友﹝例如因行業的性別區隔﹞外,更重要是因為社會經濟地位屬低下階層,在香港的收入不高,居住環境亦欠佳,若在港成家立室實難以應付昂貴的生活開支,唯有回到生活指數較低的內地鄉下結婚,生兒育女,尚可以以一部份收入支持家人在內地的生活開支。在內地結婚後他們繼續在港付出廉價勞動,而他們的妻兒則長期留居內地,整家人這麼多年以來也沒有享受過香港政府多少的社會福利,香港社會整體不知省下多少對這些跨境勞工家庭應負的責任。可惜,當這批低下階層勞工的妻兒經多年分隔兩地後陸續獲批准來港後,這些家庭成員卻仍是要面對居住環境惡劣和就業貧窮的處境。
 

第二部份


在二十三戶接受我們訪問的人士中,還包括十一位居港未滿七年的成年人士。這批被訪者全是女性,較早時獲有關部門批准來港與丈夫或/和子女團聚,部份攜幼而來。這班婦女除了一人外,全數來自廣東省;只有一名來自鄉間的於訪問時不太懂廣東話;她們的年齡由31歲至45歲,中位數是39歲。我們希望理解這班婦女在香港的主要經濟活動。明顯地,單純根據她們是否受僱人士劃分是難以令人滿意的,正如大部份的婦女一樣,進入勞動力市場並不等於這批新來港女性能放下家內無酬照顧工作的重擔。這十一名受訪者中全是主要的家務勞動者,當中六名來港後曾尋找過或做過有薪工作。

先就六名來港後曾尋找過或做過有薪工作的婦女來說,她們的找工經驗均欠佳。在三位現時仍有工作的婦女中,她們能找到的職位的工資不高,卻要忍受高強度的體力勞動。四十四歲的何女士九五到港,現時在屋村當清潔,每天工作八小時,工資只有五千二百元,公司除了每個月放她兩天假外,沒有給她法定假日等福利,放工後她還要回家照顧丈夫和子女的飲食。她丈夫近日失業,她們住在舊樓二百呎房間,她的薪水支付了三千一百元租金後,剩下來的還要負起四個人的生活。四十五歲的歐女士兩年前才獲准攜同現時分別是11歲和12歲的女兒到港,一年前15歲的兒子也抵港,與丈夫及子女五人住在九龍灣一間二百餘尺的公屋,她丈夫較早時在燒臘鋪當伙計,兩個月前老板結業後失業,她在酒店找了份清潔工,每天工作十二小時,月薪只有六千六百元,減去租金後只剩下五千餘元。三十八歲的馬女士去年七月來港,與丈夫、14歲及12歲的子女一家四口住在荃灣一幢舊樓只得六七十呎的分租房間內,家中只放得下一張床和一架二手雪柜,丈夫在米酒廠任雜工,她在內地曾在兒科診所任雜工,來港後她曾應徵過多份保母工,但每次僱主都以她新來港為理由拒絕。三個月前她經丈夫朋友介紹下在一間玩具廠找了份包裝工,老板卻不時要她兼顧清潔工作,每天工作九小時,日薪只有一百八十元,馬女士含著淚說:「份工好辛苦…我覺得好唔公平,佢廁所地板通通都要我洗埋…如果唔係為左照顧的仔女,我都唔想黎香港…」。雖然處於極度逆境中,三位被訪者都堅持不去申請綜援,只苦苦支撐著家人的生活,丈夫若失業的也只寄望他們能早日尋回一份工作協助脫離經濟難關。

除了前述的黃太﹝個案四﹞因有薪工作時間不能配合照顧子女的時間,被迫打消打工的念頭外,其餘五位在尋找工作的過程中,最明顯的遭遇是僱主的歧視,令找工過程增添不少困難。
 

個案五

周女士,31歲,90年在新彊省某大學畢業後當了幾年中學語文教師,94年轉任當地某酒店的公關職位後,她前往香港某酒店接受培訓,認識了擔任廚師的現任丈夫。她於96年來港與丈夫和奶奶同住,98年並產下一名女嬰。她來港後便發現很多人針對她的口音,例如她接觸入境處和母嬰健康院的職員時,便發覺對方對她的查詢很不耐煩,和對本地人的態度很不一樣。她雖然在國內大學畢業,但香港政府不承認她的資格,來港初期在一間針織廠擔任採購文員幾個月,老板見她是新來港人士便經常藉詞扣起人工,後來她輾轉找了一份出入口公司文員職位,月薪只得六千元,幹了下來才發現少了其他同樣職位同事的人工三成多,老板又經常不補回她公幹時交通費。她丈夫見她做得不開心,不時勸她辭職,但她感到此地此時找工不易,啞忍著老板的不公平對待和同事們的排斥。直到四個月前公司結業,她再次面對失業的困擾。

除了因「新移民」的身份而不利外,正如很多面臨製造業萎縮的中年女工一樣,這批被訪者在找尋服務性行業的工種時亦遇上就業環境惡化的問題,包括低工資、低保障和年齡歧視等情況:
 

個案六

胡女士今年四十一歲,於十六年前與現任丈夫結婚,產下了一名女兒,胡女士申請了九年,二年前才獲批准來港,一家三口住在一間二百餘呎的公屋,丈夫任職保安員,每日工作十二小時,每月工資五千餘元。她來港後在某快餐店集團幹了三個月清潔,人工被壓到只得三千餘元,每天卻要她返工十多小時。直到一年前現年九歲的女兒亦來港,現讀下午班小學二年級,她為了照顧女兒才放棄全職工作。不過,她仍不時四出尋找兼職工,「五千幾蚊一家人點洗?樣樣一開聲就要錢」,她見過幾份雜工,「唔係時間唔岩,就係連掃地都要你識英文,或者話你年紀太大…問過好多份,聽見你四十歲,就叫你留低電話,留完就走,番屋企等消息。…勞工處貼出黎的工都係一樣,做清潔都要有英文程度。」她雖然只有初中程度,但在內地也曾當過港人開辦的五金廠的會計文員,想起這兩年的工作經驗,她忿忿不平:「我有的後悔黎左呢度,都無機會比我,好似無用武之地。」。不過,她仍然表現出強烈的求職慾望:「乜我都肯做,時間長的都唔緊要,最緊要有得比我做…可以維持生活,生活好過的,唔駛屈係屋企度,自己最擔心係無野做。」,不想依靠政府的現金援助:「我又唔係好老…唔到個個地步,都唔想羅綜援金。」

我們共訪問了五名來港後沒有找過有薪工作的婦女。其中二人沒去找工的一個原因,是因為她們來港時間太短﹝四十天和二個月﹞,對本地的環境仍然陌生和缺乏安全感,而家庭的經濟狀況亦未到困難的地步。不過,更重要的可能是傳統的性別分工令這批被訪者需要承擔大量隱形勞動,她們五人全都需要照料家庭成員的起居飲食,照顧香港社會的「未來棟樑」。四十一歲的馬女士來港21個月,他丈夫任職布廠工人,每日工作八小時,她平日卻要整天沒完沒了地打理家務和照顧工作。她日間的工作包括接送三名子女上學下課、照顧她的體弱老爺和奶奶的飲食、清理家居等;晚上弄好晚飯後,還要攜同子女到社區中心補習,由於子女英文科的成績欠佳,關心子女學業的她逢星期二、四、五放學後更會陪同他們到另一間補習社多走一敞。在這五位被訪者之中,其中一位更是單親家長。
 

個案七

廖女士今年三十七歲,九四年與現年9 歲的小兒子來港,與任職搬運工人的丈夫在西環一間六七十呎的天台屋居住,「打風落雨都訓唔著,好驚。」,她丈夫卻於九六年突然病逝,九七年他現年11歲的兒子才抵港,她們三母子依靠八千餘元的綜援金過活,但當中三千五百元卻要用來交租。「唔想比人睇唔起…唔想比人知?綜援。」雖然居住環境惡劣又沒有收入,她們卻遲遲未編配到公屋,「政府話唔再駛子女住滿七年,本來已經輪到我地,可以有間屋,但我先生過左身,我變左申請人,我又未住夠七年,要重新排過隊…唔通政府要拆散我地母子,佢先至開心?」正如許多終日忙於照顧家人的婦女一樣,廖女士將認同全副寄託在兒女將來:「只望佢地生性,唔好學壞,做個有貢獻、健康既人。」
 

小結


從我們所做的訪問中,我們深深感到「新移民家庭」所遭遇的問題,不能簡單約化成是個別人士的「適應不良」、不幸、過失或懶散問題。這些個案分析顯示,﹝一﹞、造成部份有新來港成員的住戶趨向邊緣化處境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香港社會上的種種制度性歧視,例如學歷不獲當局承認、入境政策造成家庭支離破碎、公屋的申請資格受限、勞動力市場的排斥等。﹝二﹞、另一方面,也因為家庭成員的職業或就業機會集中在開工不穩定,或是低工資、低職業福利和低保障的工種;租金昂貴、綜援制度對求助者的標籤和阻嚇、以及公共托兒/托管服務缺乏、婦女因照顧角色而落入依附地位上。這?面很多問題其實和現時香港普遍基層市民﹝特別是較年長的或婦女勞工﹞所要面對的沒有兩樣。﹝三﹞、當遭遇到經濟困境﹝例如有家庭成員失業或生活開支大增﹞時,這些有新來港成員的住戶所採取的策略,與香港一般的勞工階層恐怕亦沒有多大分別:節衣縮食、逆來順受、超時工作﹝註9﹞、盡量不去申領綜援﹝註10﹞、把希望寄託在子女身上等。很多時這更意味著為了支持家庭,就業者需要忍受勞動力市場上高強度的剝削。

 

討論


﹝一﹞在本研究中我們多次提到,現時主流輿論對所謂「新移民問題」的認知,存有很大的偏差。其中一個錯誤,便是把「新移民」當作是「外來者」,瓜分了「香港人」的社會福利,造成香港社會的負累。從統計分析中,我們指出現時來港的所謂「新移民」,其實絕大部份是與在港長年幹活的居民,有著婚姻或直接血緣關係的家人;在個案研究中,我們更發現這班居民,是胼手胝足為香港的「神話」付出辛勤勞動的低下階層人士,無論在香港或在外地的家人也應同樣享有來港定居生活及平等機會的權利。而且,我們的個案研究中再次顯示,許多經常被視為是「依賴者」的「新移民」,其實與她們較早時已在香港的家人一樣,正為香港的發展付出她們的廉價勞動,並且為養育香港的未來「人力資源」無聲地擔負著巨量的照顧工作。

有能力在中國以外地區結婚和生育的港人﹝例如回流移民﹞,隨時可攜同持旅行証件或護照的配偶和外地出生子女返港,直接向入境事務處申請在港居留,期間並可合法在港逗留。但在香港辛勤工作幾十年的貧苦勞工,卻往往要等候其內地子女和配偶十多廿年,經不公平、透明度低和貪污嚴重的單程証制度來港,產生無數骨肉分離的悲劇﹝註11﹞。一群半生終日辛勞,卻甚少享受到社會福利的低下階層香港居民,本身已屬在香港兩極化發展下被擠壓的一群,不少不得已才轉往內地成家立室。一方面是香港的繁榮利用了他們的廉價勞動力,另一方面香港社會多年以來卻藉著歧視性的入境政策來排斥他們家人享有這種繁勞的成果。從這些勞工的角度看來,與其說他們的家庭是「新移民家庭」,不如說是「跨境的勞工家庭」可能更為恰當,就算基本法賦與他們的內地子女居港權,恐怕也只是遲來的公道。

令人遺憾的是,這些低下階層的家庭被入境政策弄得支離破碎後,社會仍視其配偶和子女為「外來者」,申領社會福利時還得通過層層關卡,整戶人還要繼續面對種種強行分割家庭──把「應得者」﹝「香港人」)和「不應得者」﹝「新移民」﹞分開處理──的歧視性政策,例如分配公屋必須超過一半家庭成員居港滿七年等規定。而且在就業和教育方面,這些新來港成員亦難以享有與其他人的平等機會;更遑論因「新移民」這個被強加的身份而受到種種的社會標籤。這顯然是對香港社會的低下階層市民和其家人的結構性或制度性歧視;無論從人道精神還是基本公義的角度來看,都是說不過去的。

﹝二﹞在批評了現時種種政府政策的不善後,我們亦希望談談在面對「新移民問題」時,工會和勞工團體未來的可行發展方向。綜觀本地民間社會有關「新移民問題」的討論,不難發現它們有兩大要點:一種是憂慮「新移民」與本地工人爭飯碗;另一種是視「新移民」為專業社會服務機構的服務範疇,強調「新移民」本身的適應困難,當局的角色是調派社會資源,填補原有服務的間隙,例如針對新來港婦女或兒童的學業輔導、課餘托管、恩恤徒置、情緒支援、社交網絡及輔導、就業再培訓等。

對於第一種想法,我們認為在現時經濟低迷、失業率高企的時候是可以理解的。不過,這種想法卻忽略了其實全港勞資之間的不平等權力關係﹝這種關係往往透過政府政策所維繫﹞,才是導致本地工人與「新移民」之間惡性競爭的原因。我們在個案分析中便指出,所謂「新移民家庭」所要面對的很多問題,與香港一般勞工階層所要面對的,例如勞工保障欠奉、公屋供應不足、私樓租金昂貴等,其實沒有太大的分別。更確切一點地說,如果「新移民」「願意」接受苛刻的僱傭條件,也是因為資方在市場上佔有絕對的優勢,能夠近乎無止境地在一票等待僱用的失業人口中,尋找最便宜的勞動力,並完全可以針對著個別工人的狀況,給予同樣價值的工作截然不同的酬報,結果將勞資雙方的利益衝突,轉嫁成勞工階層的內部矛盾、競爭和對立。事實上,不少僱主也善於利用由性別、年齡、種族、傷健…等範疇所切分出來的差異化勞動力市場,以求取最少的勞動成本。這種權力優勢,又豈止於製造「新移民」與「本地工人」對立的印象?

因此,增強勞工組織的力量,爭取更合理的法律和社會保障﹝如參與工會權、罷工權、集體談判權、不公平解僱法、最低工資制、失業保障等﹞,抗衡高度個人化和商品化的勞動力市場,限制資方過大的權力,保障整體勞工階層的生活水平,透過工人運動將表面上是猜疑和威脅的轉化成是合作與共生的,我們認為是遠比競劣﹝racing to the bottom﹞來得健康和積極的。當然我們也明白知易行難的道理,這方面是希望勞工界朋友們能多作討論的。

就上述第二種態度,我們贊同爭取平等機會和尊重的原則、反對在就業、教育、房屋、大眾傳播上等各樣形式的歧視,這對改善內地新來港人士的邊緣化處境是必要而且是絕對重要的。與此同時,我們同時感到單單把殊異的需要看成是個﹝在專業管理意義上的﹞資源調配問題時,則可能會有將共同的政治訴求,約化為各個僵硬的服務對象範疇﹝如「老人」、「婦女」、「新移民」、「失業者」…﹞,加劇各類型身份組群之間資源競奪戰﹝即所謂零和遊戲zero-sum game﹞的危險,看不到在不同時空?頭不同欺壓之間的關係以至連線的可能性。如就我們是次研究看來,現時很多「新移民」所遇到的問題,其實亦是香港勞工階層﹝特別是婦女勞工﹞的普遍問題。這種人們的身份和社會位置的多重性,令「新移民」既有著發展本身觀點的空間,也應取得其他權利組群﹝如婦女/勞工…﹞的支持。同樣地,如何融和普同的權利與多樣化的需要兩者之間的張力,是需要咱們多加思考的。
 
 
 

註釋:


1. 香港心理學會﹝1997﹞。《「香港人對新移民的態度」調查報告》。
2. 香港人運用「新移民」一詞時所指的並不單是居港年期的長短,還涉及社會身份地位。若單以居港年期長短劃分,「新移民」的稱謂必應同時用來形容在港的中資企業僱員、內地或海外中國藉專業人才、歐美專業及管理階層人士、持外國護照的回流移民及其在外國出生的子女等。
3. 香港政府統計處[1997]。《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人士對社會服務的需求及認識》。
4. 主流有關「新移民」的論述,其實往往具備了把人們「同質化」﹝homogenization﹞的認知特質,忽略「新移民」和「香港人」的概念可能是由同一個歷史過程所產生,兩者擁有截然不同的文化「特質」之說或多或少是一種語言習慣的陷阱。例如有論者指出,香港本土意識只是近二十年的新生事物,高度膨脹的大眾傳播﹝當中不乏有關「新移民」標籤的強勢生產和各種負面定型﹞,成為模塑香港普及文化,以至確立「香港人」身份的重要中介﹝馬傑偉1996﹞。又有論者提出廣東話的正統化,使能操某種流利沒有口音的廣東話,成為同化 [assimilation] 為「香港人」的標準﹝艾凡1997;梁文道1999﹞。當然,我們無意在此把香港身份簡單化,正如一些論者指出,香港居民的身份混雜拼湊、雅俗多元,且更多是從具體的生活經驗點滴積累形成的,不能被約化套入「舞照跳、馬照跑」的「共識資本主義」或是「愛國愛港、回歸一統」的大敘述[grand narrative]內﹝吳俊雄1998﹞。不過,若本土意識部份是靠強分內外而自生,若「香港人」與「新移民」之間清晰絕對的文化差異與由此引申的層級關係只是人工的建構,則根據此「香港文化身份」/「香港人」而建構的有限公民權責﹝citizenship﹞觀念,在實際運作上便可能會結構性地限制了被視為「新移民」的人的權利。
5.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及樂施會﹝1996﹞。《香港低開支住戶開支模式研究》。
6.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秘書處﹝1999﹞。《香港報章傳媒的綜援人士形象調查報告》。
7. 就算這些量化式的統計資料存在,所謂「新移民」的背景其實非常多元,除了小部份人口資料外,我們不應以為能找到「新移民」的「共有」特徵。
8. Siu, Yat-ming(1996). “Population and Immigration: With a Special Account on Chinese Immigrants”. In The Other Hong Kong Report 1996.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9. 一九九九年第二季的資料顯示,每週工時超過六十小時的就業人數達五十六萬人。參考香港政府統計處﹝1999﹞。《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
10.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1999﹞。《香港失業人士對政府就業政策的態度研究報告》。
11. 香港社會保障學會﹝1999﹞。《滅貧季刊》,第九期。
 
 
 

參考文獻


1. 林潔珍、廖柏偉﹝1998﹞。《移民及香港經濟》,香港:商務印書館。
2. 香港政府布政司署政務科﹝1997﹞。《平等機會:關於種族歧視的研究》。
3. 馬傑偉﹝1996﹞。《電視與文化認同》。香港:突破出版社。
4. 吳俊雄﹝1998﹞。〈尋找香港本土意識〉,載於《明報月刊》,總三八七期。
5. 艾凡﹝1997﹞。〈誰是「港人」?〉,載於《信報》,1997年2月25日。
6. 梁文道﹝1999﹞。〈煙花背後的政治〉,載於《信報》,1999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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